董建勇《又逢"6.26”》

我是新媒体

我从出生至包一中高中毕业前，一直在包头市东河区学习、生活。东河区是“老区“，即家乡人常说的"老包头"，这里是明清民国以降，山西人“走西口“而来，有了包头村、包头镇、包头县。大家看过的《乔家大院》就是山西祁县乔致庸走西口来了包头，初在老包头的西脑包。我家即在西脑包的头道巷（西四小附近），靠近红星影院，影院东侧是626医院，即，现在的东河区医院。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一次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这一指示是6月26日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6.26指示”。


“6.26指示”的内容是丰富的。

除了要求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实现转移之外，还对医疗教育、医疗作风、卫生制度的改革等，都指明了方向。

其中，分量最重当属这段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主席这段颇为严厉的批评，实际上点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医疗卫生不能成为精英自我服务、自我享受的领域;

2、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农民作为人民的主体，他们理当成为医疗服务的重点;

3、这是一个人民共和国能不能名至实归的政治性问题。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人民共和国就会蜕变为老爷共和国。

当时，城镇职工、干部、教师和大专学生等，只需个人缴纳挂号费、出诊费，其他医疗费用就基本由企业或国家负担。同时，企业还为职工的直系亲属负担医疗费用的二分之一。但这项制度并没有惠及农村，尽管党和政府也对农村采取了很多优惠政策，实行了对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免费治疗和对贫困户的医疗救助等，但农村基本还在持续着农民自费医疗的制度。

“6.26指示”传达后，卫生部在送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报告中，深刻检查了在这方面工作上的失误………

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农村中西医不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很低。在经费使用上，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亿5千余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这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进入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毛主席将反修防修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他深深担心，曾经和人民群众有过血肉联系的执政精英集团，有可能蜕变为凌驾于人民之上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殊集团。

1964年8月10日，他就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在他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消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

在“6.26指示”中，毛主席再次批评卫生部是“城市卫生老爷部”，忽视了对农村群众医疗卫生的关心，留在城市里，坐在医院中，隔断了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冷落了人民群众的感情。

“6.26指示”的效果是明显的。

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短短10年后，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 从60年代中期开始，在毛主席的“6.26指示”推动下，中国农村广泛地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村卫生员，在使农民便捷地获得村级卫生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除了51万正规医生外，拥有146万不脱产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还有63万多农村接生员。

中国农村的这次卫生革命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又逢6.26，时至今日，在城市的一些老百姓(更不要说农村了)尚存在有“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时，重温毛主席的“6.26指示”，仍有其现实意义。

2020.6.26

背时

55年后的今天，还是个大麻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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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上包头总能学到新知识。

市民戊戍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