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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久冰|《一片窑子一座村》——二O二记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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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7 11:40: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来自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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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包头当代史,主线一定是包头的各大企业,包钢就是包头的免冠照,而一机、二机、二0二、三0三、二冶、稀土研究院、五二研究所、包头钢铁设计院等企业、院所则是包头的五脏六腑,包棉是包头五脏六腑中的阑尾,等等。当然,各大企业、院所的今日现状已不同于当年,我这里是记忆,只忆从前,不议今天。


    各大企业、院所都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构成各自独特文化的很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都有各自相对独立完善的社会生活服务区。我不知其它各大企业对社会生活服务区如何称谓,反正二0二人对自己的社会生活服务区有着这里人们脱口而出的称谓:工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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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村一角


    虽然,二0二的社会生活服务区也有国家民政部门核定的官名:乌素图地区,现在叫青山区乌素图办事处,但二0二人相互交流或对外交流时,没有一个人会说在乌素图的某地见面,而是说在工人村某地见面。包括我自己,说到二0二,脱口而出的也是工人村长、工人村短……


    我总在想,二0二起步就是一个军工企业,也是包头这座城市的组成部分,它的社会生活服务区,怎么也不应该和“村”挂上钩哪,“村”在汉语里就是指农民的生活聚集区,而二0二的社会生活服务区里聚集的是清一色的城市户口居民。若比照原址或毗邻村庄命名称“村”,也勉强说的过去,但二O二社会生活服务区本址原来是一片旷野,邻近的人群聚集处,当时确是农村,但这些毗邻村庄没有一个是以某某“村”命名,有趣的是,毗邻二0二周边的各村,其命名均为某某“窑子”,村名均以窑子收尾。偏偏在这一片窑子的包围中,拔地而起一座村庄,这个村庄的命名偏不入乡随俗,不叫窑子而叫村,村的前缀,不像人家武银福窑子,直趟趟就管一片小区叫干部村,其实,武银福窑子的干部哪有二O二的干部多,可是,二0二的生活区就是以"工人”前缀,以“村”收尾___工人村,简单明了,大俗大雅,"工人"是时代特征,“村”则是文化。叫工人村就如同唱的是字正腔圆的京剧,试想一下,倘若叫成“工人窑子",则一定会流于插科打诨的二人转,所以,李冠兴就是李冠兴,赵本山就是赵本山,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倘若有历史学家愿意,写一篇《“羊山窑子”与“工人村”详考》,一定是包头当代史中的新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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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包头地图,二0二周边现在仍是一片“窑子”,离二0二工人村最近的村庄在工人村西北方向约一公里处,该村叫毛鬼神窑子,以工人村为圆心,再向周边画圈,随后入围的便是位于工人村正北方向的另一个村庄,名曰羊山窑子,工人村与羊山窑子基本以斜穿过的铁道为界,工人村人说铁道北,与羊山窑子是同义词。依次查看,一个个窑子,遍布在二0二周边,毛鬼神窑子再向西便是昌福窑子,再向西北方向,分别是永和窑子、当铺窑子、尹六窑子,羊山窑子西北方向,则有笸箩铺窑子、王老大窑子,二0二东北方向,则有沙尔沁窑子、蛇令窑子、王应基窑子、兴胜窑子……据包头市民俗专家柳陆考证,包头许多村庄有窑子的称谓,应源自走西口人故居窑洞的演变。走西口来的人,当时,无条件盖房,就原地挖窑,多半在地下,上搭简易有坡度的棚,其实,就是个地窑,冬暖夏凉,类似于山西、陕西的窑洞,当时人称“窑卜卜”,几个“窑卜卜"聚集成村,就成了“窑子”,前缀则约定俗成,或大户人家姓氏,或地理特征,或行业特点,或祈愿、吉祥之意,于是,“窑子”就遍布内蒙古中西部。有的地方,为避免“窑子"的民间称谓歧义(民间也称色情场所为"窑子”),便谐音为“尧子",如土右旗有“将军尧子”、“四家尧子”等。包头附近,还是清一色就叫窑子。


    数尽千窑皆不是,斜晖脉脉工人村,悲喜伴晨昏。


        一、条条小路也宽广

    我大学刚毕业上班时,进入二0二工人村的通道仅有一条,就是建设路上在青年农场处向北的丁字口,向东北方向延伸出一条窄窄的两块板水泥路,名曰建华路,建华路北末端直抵二0二工人村的标志性建筑物___毛主席塑像,塑像前就是工人村的东西向轴线___朝阳路,朝阳路向西路过工人村的又一标志性建筑物___标语塔(现已拆除),标语塔相当于十字路口交叉的转盘,相交的南北路,相当于工人村的南北向轴线___迎宾路,迎宾路南端与110国道相交,是工人村通往市里的又一南出口,朝阳路西端便是工人村的又一标志建筑物___职工俱乐部。朝阳路从俱乐部北侧向西继续延伸,经过西门外南侧与110国道相交,这是工人村通往市区的西出口。俱乐部后面是厂子弟中学,中学门前这条南北路,也是工人村的南北向主干道之一,名曰育才路,这倒是与中学的功能吻合。朝阳路北侧,与朝阳路平行的这条路,现在名为公园路,大概与北邻儿童乐园有关吧。儿童乐园西门偏北有一条较晚才修的东西路,路西端直抵西门外平房北端,该路名为北环路。如果我们设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则工人村的主要干道为三纵三横,三纵:建华路、迎宾路、育才路,三横:朝阳路、公园路、北环路。这平凡的几条道路上,曾演出过工人村的多少喜怒哀乐啊!


    工人村有良好的体育运动文化传统。至少,每年都有一次职工越野赛,二0二的越野赛可不是闹着玩的,许多人能轻松完成全程马拉松,越野赛的起点就是毛主席塑像,必经路线是建华路,上了建设路继续跑,我已记不清是在青山区一宫折返还是在东河区铁西折返,反正,二0二的越野赛,也是当时影响到市区的一道风景。二0二体协是当时北京国际马拉松赛的指定团体参赛单位之一,组织者是厂体协主任敖亚峰,天生的体育材地,长跑、乒乓球均是专业水准。长跑的领军人物是刘银锁、张九根二人。当时,工人村流行一句玩笑语,刘银锁跑步___到一宫才算热身。越野的选手出发后,围观的人们就以主席塑像为中心四散开自由活动,或三五人聊天,或二三老乡叙叙旧,也有青年男女借机到不远处的小树林里恋爱去了……越野赛相当于工人村的一次赶集。约摸两、三个小时后,人们又逐渐攒聚在主席塑像前,一直密密麻麻拥挤至南门外。最早回来的选手,一定是刘银锁和张九根,虽有伟人教导友谊第一,但真正跑开了,还是比赛第一,就听着欢呼声、尖叫声、加油声从南门外一浪一浪地涌向主席塑像前,刘、张二位选手的冲刺,应在南门外就开始了,最精彩的当然是二人前后脚飞奔,围观人群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加油……加油……我现场观看的那次比赛,冠军好像是刘银锁,也有美女献花,刘银锁娴熟地左手持花,右手频频向四面围观的人群挥动,后来看奥运会比赛的镜头,也不过如此,我觉得还不如工人村的比赛精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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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健将刘银锁近照,英姿不减当年


    建华路,也是我本人运动场地的首选。我自上大学后开始坚持跑步,一天不落,来二0二上班后也一直坚持。工人村有体育场,就在我们单身宿舍附近,400米的标准跑道,只不过是砂土混合基底,不是塑胶的,我每早跑15~20圈,总觉得绕小圈太单调,再加这里跑步的人多,你追我赶,虽是晨练,但狭道相逢,彼此心中也暗暗较劲,有时就容易打乱步伐节奏和呼吸节律,练习中长跑的人都有感受,步频与呼吸节律是舒适奔跑的关键因素。所以,在大操场晨练不久,我就转移至建华路上了。每早奔跑在建华路上的运动者,以二0二长跑队的人为主,带队的人是张九根,队员中有个别人后来认识了,如工副处机械厂的张学礼,如厂办印刷厂的张培华,女队员有一位好像是七车间的,姓贾,还有一位姓魏的女孩,脸色黝黑,好像是一车间的。


    纯业余与半专业还是有差距的,我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成绩,每早约摸着时间,悄悄地尾随在长跑队后,假装若无其事地自娱自乐,但人家是半专业队伍,没几次就看穿了我的把戏,于是,在建华路通往青年农场的中途,长跑队突然变速,我不想落下,就紧追,这样,步频与呼吸就全被打乱,到青年农场折返处才是4000米左右,就被甩下了足足二百来米,待返回大操场时,不过才跑了8000米左右,我已被甩下至少四、五百米。但我还是坚持每早在建华路上追随长跑队晨练,半年后,被甩下的距离已稳定在一、二百米,自己心中也有成就感,横向比有差距,纵向比有进步。至今,每每经过建华路时,还会唤起我年轻时晨练的记忆,年轻,真好……


    当然,建华路上也不都是童话故事。那年,冬日的一天早晨,驻厂武警三支队的战士例常晨跑,也是在建华路上。当时建华路上还没有路灯,二0二厂的一辆载重货车也运行在建华路上,不知是因为光线太暗,还是司机疲劳驾驶,总之,卡车照着跑步的队伍就碾压上去,一场悲剧就在这个黎明发生。为教育广大司乘人员,市交警支队还在二0二厂职工俱乐部召开了交通安全教育现场大会,对肇事司机实行现场逮捕,只是可怜了那些死伤的年轻人。后来,建华路上还发生过几次交通死伤事故,有的当事者,还是我熟悉的人。死人的事,对旁观者只是一段故事,但对当事者的家属亲人,或许,其命运就会从此逆转。写至此,我只能以笔端浅淡的墨色为建华路上的死伤者祈福,愿死者安息,生者保重!


    工人村的路上,也留下了我个人及家人的记忆。我于1987年初结婚,婚后住在4栋楼的筒子楼里,做饭不方便,岳父母就让我和爱人去他们那里吃饭。老人住61栋楼,我们往返就骑自行车。那天饭后,已天黑,我照例骑自行车载着爱人回4栋楼,走的还是公园路,似乎当时没有路灯,或者有也是暗若烛光,因是熟路,夜晚骑行几乎不靠光线,全凭熟悉。骑至离休楼前那一段时,实然,自行车前轮掉进了坑里,我和爱人均无思想准备,就地摔倒,我胳膊肘出血,爱人当时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我赶紧将她扶起,爱人上气不接下气,直喊胸疼。那就赶紧去医院吧,这才看清,是路上的一个井口敞开着,井盖不知何时被人为撬走。试了试,自行车还能骑,直奔医院,果然,爱人的胸肋骨两处骨折。二0二是个小社会,当时,市政管理还归厂里管。因为工人村属生活区,厂里对工人村的事情就不像厂区的事情那样重视。我已逐渐认识到,二O二也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尤其工人村,更是沧海浮云,扯皮、推诿现象也屡见不鲜。既然马路上的窨井可以无井盖也不做夜晚警示灯标记,实际已说明该由谁来恢复这个井盖暂无明确责任人。于是,我与爱人商量,我们各自都忙,这个官司就不打了,算自己倒霉。




    又一次惊险发生在迎宾路上。那天应该是周末,不然,下午时间怎么会我与爱人同时在家看孩子呢?那时,孩子约一岁多,已可以与家长简单语言交流,我们住青年公寓,就在迎宾路的北端。我与爱人好像在陪着孩子玩积木,忽然间,孩子白眼球一翻,一头倒在了床上,喊名字,孩子不应,摸鼻息,似有,这才想起摸孩子脑门,果然有些发热。于是,我和爱人赶紧抱着孩子冲出屋里,去医院。慌慌张张奔出单元门,正见邻居推着自行车在门口,我一把夺过,说孩子病了,要送医院,邻居友善地说,那赶紧骑车去吧。于是,我骑车,爱人抱着孩子坐在自行车后面,沿着迎宾路一气奔向厂职工医院。急诊,量体温,40摄氏度,孩子果然是高烧休克,马上住院输液……在医生处置过程中,孩子已有反应,我与爱人这才长吁一口气,谢天谢地……这次事件后,只要孩子体温略高,我和爱人便会第一时间带孩子去医院,如同打仗,片刻不敢耽误,特别是爱人,更是将一颗心全部投放在了孩子身上,鼻炎、中耳炎……在孩子幼时,爱人和孩子几乎成了厂职工医院儿科的常客。阳光与星光,都见证了我们带孩子奔波在迎宾路上去职工医院的身影。好事多磨,没想到孩子后来出息到一米七二的身高,每与孩子共同出行时,一到路口,都是她搀扶着爸爸或妈妈过马路,我才至女儿的耳际,妈妈才至女儿的肩膀……至今,三十一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待孩子上初二后,我们就搬到了市里居住。再回工人村时,滞留最多的地方便是北环路边,因为,岳父母家就在北环路南侧的61栋楼,每有节假日,我们便会往返于熟悉的工人村北环路,有时顾不上吃饭,也要上楼和老人说说话……



        二、楼房、平房把门开



    我刚毕业入厂时,工人村的职工住宅还是楼房、平房参半。楼房,包括工人村的办公楼在内,不过也就60多栋,这样,分配给职工做住宅的楼房,最多不过40来栋,那时,工人村的楼房,也是以最高为3~4层的居多。楼房住宅区数得出几处,朝阳路北侧是临街楼,俱乐部北侧是拐角楼,迎宾路东侧是老八栋,31栋拐角楼北侧是小白楼,职工俱乐部南侧有几栋楼房,人称四层楼,那大概是工人村最早的四层住宅楼吧,迎宾路最北端西侧有两栋厢楼,人称青年公寓,当时最新住宅楼不过就是北环路两侧的那几栋新楼房,如我岳父家分得的是61栋xx号,属北环路新楼房范围。
    平房大概分四片,从建华路一进工人村,路东侧110国道北边便是一片平房,人称南门外平房,主席塑像往东,朝阳路两侧有大片平房,人称东门外平房,工人村中心区朝阳路两侧有大片平房,路南平房一角处座落着地下冷库,也称大菜窑,这片平房可称大菜窑平房,中心区朝阳路北临街有“经济小吃部",权称这片平房为小吃部平房,朝阳路一直向西与110国道交汇的三角地带,路北一大片平房,人称西门外平房。


    工人村中的多少柴米油盐或爱恨情仇就发生在这些楼房、平房间……

    楼房里,最早去过的人家便是大学同班同学孙宏伟家,他家就在变电站南边紧邻育才路的那一栋楼房,应该是58栋。孙宏伟毕业时毫无悬念地分配回了父母所在地二0二厂,具体单位是总厂下属的第三研究室。孙宏伟父母均是老师,父亲北大中文系毕业,在厂电大技校教语文,由此还引出一段插曲。当时电大中文专业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孙老师就感叹,实在忙不过来,我当时正是文学发烧友,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均看过,于是,向孙老师主动请缨,可否向电大领导推荐,我来代这门课。孙老师大概是电大技校语文组长,孙老师推荐,领导就同意了,这样,我就斗胆登上了二0二电大的语文讲坛,开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下面的学员多是厂在职员工,年龄普遍比我大许多,第一节课,我紧张的面红耳赤,学员们倒是挺轻松,聊天的聊天,还有个别瘾君子点燃了香烟……慢慢熟悉了,我也就不紧张了。当然,后来我也了解到,这些学员中的许多人语文水平都比我高,人家来上电大、来听课,就是冲着那张大专文凭,讲什么、听什么并不重要,于是,我也就把这个讲课的机会重点当作了交友平台,记得学员中有黎成康兄,他曾做过总厂一把手李德逊书记的秘书,号称二0二一支笔,还有党办的李廷新兄,也是公文高手,还有马永胜兄,后来当了二0二厂二级单位的书记,这些人都成为了我在二0二时的朋友。孙宏伟的母亲肖老师,是厂职工学校老师。孙宏伟有一弟一妹,这样,这间50多平米、两居室的楼房,怎么也住不下5口人,于是,孙宏伟就住了单身宿舍33栋楼,与我同栋。有时过节,就去孙老师家蹭饭。孙老师家饭毕,家人必须在一起打几圈麻将,孙老师加孙宏伟再加宏伟的弟弟,实在三缺一,我这个麻将菜鸟便凑数,才打不一会儿,就陆陆续续有人敲门,敲门人均是孙老师的麻友,我知趣地主动让贤,就由选手变成了观众。后来熟悉了,便知,孙老师家的麻将桌是流水席。有时,孙老师家的人全睡了,麻将桌上的灯光还亮着,麻友们玩至半夜,散场后自己关灯,然后蹑手蹑脚地退出,锁门走人。我偶尔也在孙老师家的麻将桌前逗留至黎明,然后,和孙宏伟一起再回单身宿舍睡觉,年轻人的身体真经得起造。


    在我所见过的人中,院士、教授、博士、专家、技术权威等精英人才应以十位、百位计,但真正称得上天才的人物却不多。我认为,孙宏伟可称得上是天才人物。孙宏伟在工厂上了两年班,有时还倒班,就感觉乏味。于是报考研究生,一考即中,一路从化学工程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数理化课程在孙宏伟面前就如可以任意拆拼的积木,想咋玩都行。他在天津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出差路过,还在他宿舍里住过两晚,我没见他翻过一页书,只见他和同学在打麻将,到了上课时间或做实验时间,麻将一推,即刻转换角色,由戏赌者变为了学者。孙宏伟足球踢得好,他锻炼身体的方式就是踢足球,这一点,在二0二工人村住单身宿舍时,尤为突出,我去过孙宏伟的单身宿舍房间,聚集的人全是足球爱好者,讨论的话题也全是足球赛事和各个球星,我知道马拉多纳、普拉蒂尼、济科等足球明星,就是从孙宏伟那里听来的。孙宏伟还是具有专业水准的男高音,在石拐矿区读中学时,就是校文艺队的男一号,一首《牡丹之歌》,丝毫不逊于蒋大为。能把麻将、足球、男高音、化学工程权威集于一身者,孙宏伟是我所知的第一人。他后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化学工程部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化工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对中国化学工程顶尖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孙宏伟,是二O二工人村58栋楼走出去的天才。


    2019年国庆节期间,我们天津大学原化工系校友聚会,纪念入学40周年,孙宏伟也参加了,还是那样精力旺盛、才华横溢……



    我后来陆续进出的工人村楼房有厂团委书记洪雪萍大姐家、有团委同事丁飞家、有碱厂同事李怀玉家、有同年分配来的大学生王士波家,当然还有婚姻后的岳父母家。


    我于1985年从调度室调入厂团委任副书记,书记即是洪雪萍大姐,这样说起来,洪大姐还是我步入所谓官场的伯乐呢。别的且不说,我的基本工资就一下子从69元/月而增加到96元/月,我才知道,这个正科级不仅叫着好听,还有实实在在的实惠呢,23岁的我,一下子认识到了当官就有比普通老百姓多得多的既得利益。


    洪大姐热情爽朗,有点爷们性格,经常请下属到家里吃饭。她那时就在拐角楼的31栋住,两室一厅,带独立厨房、独立卫生间,还有一个空间很大的阴台,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分配住房,洪大姐是副处级待遇,这样的住房在当时就算高档了。别处是下级请上级吃饭,到了洪大姐这里可好,上级请下级。我调入团委那年,大姐刚好30岁,孩子才1岁多,虽聘请一人专职帮她带孩子,那许多家务还是以她自己干为主,再加洪大姐干工作又是拼命三郎,可以想象她当时有多忙碌,偶尔见她上班时,外套的扣子和扣眼就错了位,我还以为是列宁服呢,后来才知是匆忙中系错了。因我们老去洪大姐家吃饭,带孩子的女子也熟悉了,名叫孙丽,待洪大姐女儿上幼儿园后,孙丽也在二O二厂上了班,这是后话。洪大姐待下属如家人,我们年轻人也就想着一心一意把工作干好,以回报她的关心。那时的洪大姐家,就如同是一个共青团干部聚会的沙龙,几乎每晚都人声鼎沸、笑声朗朗,记得常进出洪大姐客厅的人,有团委干事王秀玲、张浩、李勇先、魏新国,还有电大技校分团委书记赵万奇、二车间团总支书记吴金锁、九车间团总支书记郑文军、十二车间团支部书记马勇、机动处团支部书记任光谱等,洪大姐的热情好客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她给下属们___实际后来不少人也成为了朋友___端茶倒水,当然,进出洪大姐客厅的人们,其中个别人,也不能说就没有一点心计,共青团系统虽然是清水衙门,但也是年轻人政治上进步发展的较好平台。如此,有些进出洪大姐客厅的人,后来与洪大姐也就渐行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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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雪萍大姐当年住过的31栋拐角褛


    洪大姐帮助人也是真心诚意,从不虚与尾蛇。有两件小事我印象深刻。一件是我弟弟来二0二中学补习的事,我就在31栋的客厅里向大姐讲了我的想法,城里的学校教学质量毕竟要比我们老家的学校好的多。第三天,我来31栋时,洪大姐就告诉我,你弟弟插班的事明天就可以办理,找谁,上哪个班,均已安排好。这样,我弟弟就来二O二中学的初中三年级复读了一年,之后,考上了包头财校的初中中专,毕业后就直接分配至了国家正式单位,相当于从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我弟弟一生命运的向好转折,二0二中学的一年复读是重要节点。每每想到此,我就会想起洪大姐的助人之恩。另一件事,就是曾经的团委干事张浩结婚,张浩找的对象家在北京,而婚礼要在包头举办,娶亲当然是男方要到女方娘家来接新娘,于是,洪大姐家的31栋就成为张浩新娘子的娘家。洪大姐就实实在在地当起了娘家人,收拾家,准备各项礼仪用品,等等,前后忙乎了好几天。张浩婚礼圆满成功,洪大姐这个娘家人功不可没。张浩也是懂得感恩之人,张浩夫妇每每感念洪大姐这个娘家人,洪大姐总是淡淡地说道,举手之劳。当然,后来,洪大姐与张浩家成为至交,除了娘家人这个喜庆的起点外,相互人品的可靠才是友谊持续发酵的源泉。后来,每次路过31栋,我都会不由地抬起头,望一眼二楼那扇熟悉的窗户,仿佛又看到了洪大姐客厅里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

    工人村楼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之一的是拐角楼31栋北边的那座小白楼。因为,当时二0二团委的同事丁飞就住在这里。这栋楼排号应为40栋,但在工人村,说小白楼谁都知道,说楼房40栋,估计没几个人清楚。小白楼与青年公寓、筒子楼、单身宿舍一样,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我与丁飞认识,应是1989年以后,那年厂团委换届选举,洪大姐已提前转业到厂里更重要的岗位上去了,我连滚带爬就成了团委书记,新一届团委机关需要充实人员,请示厂党委组织部,原则是党员、本科、年龄二十五周岁左右,具体人选,团委推荐意见为主。我就按组织部定的坐标查找厂里的人事档案,备选几个人比较,其中就有丁飞,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丁飞内蒙古工业大学毕业,分配在二室锻压岗位工作。我征求丁飞意见,这是我与丁飞第一次见面,彼此印象都不错,很快,丁飞回复我,同意来厂团委工作,这样,我与丁飞就成为了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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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丁飞在白云鄂博草原合影


丁飞果然很优秀,能吃苦,在工作中还肯动脑筋,其出色的组织、协调、领导能力很快就显示了出来,这样,不久,丁飞就被提拨为厂团委副书记,我于1992年转业后,丁飞便成为了二0二厂团委书记。小白楼一室一厅,我与丁飞就在厅里聊天,丁飞爱人陆叶明有时也一起聊,多数时困了就先休息了。那时,我与丁飞有许多共同爱好,如都吸烟且烟瘾很大,都喜欢下中国象棋,对读书都有兴趣,有一段时间,我和丁飞几乎每晚都见面,或在小白楼客厅,或在厂少年宫象棋室。我与丁飞频繁促膝长谈,这样就从同事成为了朋友,后来,丁飞先于我调到市里工作,任共青团包头市委副书记,但还在厂里小白楼居住,我就还常去小白楼的客厅里抽烟、聊天,聊着、聊着……一直聊至1996年,我也通过公开招聘来到了市里工作,担任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这时,丁飞已是团市委一把手,我报考市里工作岗位时,丁飞给予了我许多切实的帮助。当时,丁飞已从工人村的小白楼搬到了市里的乌兰小区,这是从物质到精神的重要转变,小白楼是工人村文化,而乌兰小区是典型的市里机关大院文化。后来,我与丁飞就没有多少工作上的关联了,就成为了单纯的朋友,去年,获悉丁飞已转任一级巡视员非领导职务岗位,正厅级,我发信为他祝贺。去年秋季,我与丁飞在白云鄂博草原见面,丁飞的腰身瘦了许多,他说,只要无特殊情况,每天都坚持打乒乓球,我在微信里见过他打乒乓球的录影,好像已有了专业的味道。那天,我们又聊至深夜,我仿佛又回到了小白楼的客厅里。



    李怀玉家住拐角楼26栋,我频繁出入他家是在碱厂同事期间。我是生产副厂长,李怀玉是工会主席。李怀玉约长我20岁左右,是包一中的老高中生,也是二0二厂精挑细选招聘进来的。那时的高中生普遍有真才实学,况且包一中又是名校。我来碱厂前就熟悉了李怀玉,我们曾在34栋一层楼上办公,我在东头,厂团委,他在西头,厂工会组织部长,经常一起开会,一起学习。李怀玉说话有板有眼,且文采、思路均佳,我那时年轻,有场合发言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实就是政治上不成熟,我看得出来,李怀玉倒是欣赏我,于是相互愿意交流。在碱厂同事期间,厂领导班子一起开会议事,许多时,我与李怀玉意见接近,这样,就有些惺惺相惜。李怀玉政治上比我成熟,他提醒我的地方,也让我少吃了不少亏,至今感念。我隔三岔五在晚饭后遛达到李怀玉家,与他们全家人都熟悉了,李怀玉有他们那一代人的普遍优点,做事认真,一本正经,特别是考虑事情周全,这都是我的短板,所以,我愿意去26栋拐角楼,取李怀玉的长,补我的短。想起那一段来往,至今也倍觉温馨。我也不时打听李怀玉的现状,知情人说,他在山东乳山海边买了房,经常在那边住,一是那边空气好,二是花钱买的房,住了就赚了,这倒像李主席一贯的认真精神。我要向李怀玉主席学习,李主席活到老,我学到老。

    我在二0二工作的十三年,先后几次搬家。工人村里的各种住房类型,几乎都体验过了。先是单身宿舍,从1983年8月入住直至1987年初搬到4栋楼,这是筒子楼,记得前些年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筒子楼的作文,这里不再赘述。应在1989年下半年后,孩子已出生,筒子楼带孩子实在是不方便,爱人便抱着孩子去找了工人村管分配房子的行政管理处长,正好青年公寓腾出一间,于是,五马倒六羊,就从筒子楼搬到了青年公寓。有歌唱道,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要说不经历青年公寓怎么知麻雀虽小。青年公寓不过就是升级版的筒子楼,只不过把筒子楼的这一间房,内部再切割空间,成卧室、厨房、卫生间三个独立空间,这三个空间的合计面积才是14平方米。筒子楼房间没有独立上下水,青年公寓有独立上下水。青年公寓也是每层共用一条公共走廊,尤其夏天天热,谁家都开着门,如此,邻居们都是透明状态,缺点是无隐私,好处是一层二、三十户人家都亲如一家,虽然,每户每顿也就炒一、两个菜,但许多时都几户打平伙,分别相互品尝别家的菜,这样,一顿饭,你可以吃到十样菜。我那时已调碱厂分管生产,二0二厂有规定,生产厂长家里都要装电话,便于及时了解并处理生产现场事故。我家隔壁女主人是许梦,那时已开始下海做人意,许梦留的家庭应急联系电话就是我家的电话号码,那时,私人家装电话很少,工人村的许多邻居也都是这样留电话。许梦往来有许多各地老板,经常有不同口音的老板在深夜或凌晨打来,麻烦你给我找找梦梦,我爱人就赶紧去敲隔壁许梦的门,许梦就睡眼惺忪地过来接电话,有时,一说半天,许多谈话内容我们就和许梦一样清楚了,这一点,许梦也倒不回避我和爱人。大人倒无所谓,孩子那时才一、两岁,经常夜半被电话炒醒,就免不了哭闹。我和爱人很无奈,只能轮着哄孩子再次入眠。好在,于青年公寓住了两、三年后,我家就搬到了厂里新盖的几栋新楼房,新楼房位于工人村西北角,毗邻西门外平房,分配方案是排队打分,打分高者优先选房,我在榜单上排在第六位,于是选了74栋东单元三楼西户,对门是高级工程师宋家振,隔壁是任永岗大哥,他后来成为了二0二厂的总工程师。74栋是我在工人村的最后根据地。


    在74栋配套的凉房里,还给女儿饲养过一只鸭子当宠物,没想到,鸭子生长很快,几个月后就如一头小猪大小,而且,比猪还能吃,鸭子吃食有自己的习惯,左右甩头,甩得地下到处都是脏物。天渐渐凉了,给鸭子保温是个难题,于是,家人商量后,就让这只鸭子被失踪了,告诉孩子,鸭子走丢了。


    在74栋居住期间,自己又经历了些工作上的起起伏伏。我调离二0二厂的1996年,正是包头发生5.3大地震那年,工人村的公园里、楼栋间到处搭满了地震棚,这也是孩子们的娱乐处,女儿那时才上小学一年级。


    我人虽调到了市里工作,但家还住在工人村,况且,爱人还在二0二工作,孩子也在二0二小学读书,这样,又结下了我家与女儿小学班主任李老师一家的友谊,至今,我们两家也相互惦记着。祝李老师身体健康!



    我于工人村的平房没有长居过,但也有过短住的体验。


我第一次走进工人村的平房,应是西门外的李树志家。树志是我们同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住同一栋单身宿舍。构成工人村的人群大体有这样几类,第一类,当然是建厂初期的那批奠基者、创业者,有领导干部、有科技工作者、有工人、有地方抽调人员,领导干部中也包括大体两类,一类是老革命,做行政统筹管理和党务工作,一部分就是从国家各部委抽调的专业管理干部及专家;工人来源,一部分是各地成熟的技术工人,一部分是多地优秀的中学生、中专生,如河北保定来的一批,如包九中、包一中来的一批,如包机校来的一批;一部分是部队转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大部分是院校毕业直接分配而至,如留学苏联归来人员,如清华、北大、哈工大等院校毕业生。地方抽调人员,主要参予工人村工作,如保密、保卫、户籍管理等,这批人是二0二的厂元老,也是工人村的真正主人,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来二0二工作的人,均可视为工人村的元老;他们的子女,均称厂子弟,大部分都在厂里接班了,这部分人是工人村的主体,可以说,二O二在八十年代以前,厂区的故事,主要由元老们演绎,而工人村的故事,则多由厂子弟为主演绎。后来,厂里自办了技校,生源既有厂子弟,也有外招的,外招的就称外来户。虽然,不同来源的人都在工人村共同生活,但约定俗成,对各自身份还是很敏感。比如,1983年,当年大学毕业分配至厂区的外来大学生一共七名,都住单身,这七人是典型的外来户,相互间自然而然就有了亲近感。有天津大学毕业的三人,孙宏伟分配至三室,张东利分配至一车间,我分配至调度室,兰州大学毕业的王士波分配至二室,东北工学院毕业的张岗分配至十三车间,还有一个叫墨守行的,好像是一机厂子弟,当时分配至二室,再一个就是李树志,分配至七车间。我们七个外来户天然亲,但墨同学总跑班车,后来又调离二0二,故常在一起聚会的就六人。李树志和王士波是我们83年外来户中结婚最早的两位,士波对象是从老家找的同乡,结婚后暂住32栋一间单身宿舍,树志找的是厂子弟,同在七车间上班的姜女士,结婚后分配了西门外一间平房。树志结婚后,请我们83年外来户几人吃饭,就在西门外平房,这是我第一次深入平房,家里有自己装的土暖气,有烧煤的炉子,许多人家就在院里再搭个小间做厨房,卫生间则设在平房把头,几户公用。树志是我们外来户几人中最找脱离体制自己打拼的人,开始,他和夫人一起调去山东,后又自己在锡盟西乌旗开矿,近年,又回到包头,做石料、玉器收藏、加工、销售生意,也做铁路物流货运生意,前年相聚,树志还是如年轻时那样平和淡定,一看就是靠谱的人。今日细盘点,当年在西门外平房聚会的几人,除了士波始终在二0二一直干至退休,这辈子就算扎根工人村了,其余人皆各奔东西了,士波虽因老婆孩子一大堆扎根二0二,但那些比别人多念的书还是有用的,士波后来成为二0二总厂的副总工程师,是二0二某一技术方面的权威,当在情理之中。


不论是否留守工人村,我们这拨人也都六十来岁了,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倘若再聚,共同的话题也一定出不了工人村这个圈。我们虽然是外来户,但我们的子女却已是二0二的第三代了,他们儿时的笑声就回荡在工人村的大街小巷。


第二次进平房,应该是南门外的吴金锁家。金锁是二车间团总支书记,部队转业,有着军人的干练、勤快,且待人热情。工人村的男人普遍会做饭,金锁尤其做的好。每年春节上班后,金锁都会在家亲自下厨,招呼我们团委几人小坐,南门外的平房里便留下了我们青春的欢歌笑语。后来,我从团委转业至镁厂任工会主席,听说金锁也调至了镁厂的供销科,偶尔见面,相互已是同事般客气。再见金锁,已是金锁退休后,场景已有些模糊,已记不清是机场还是车站,我与金锁虽已二十多年未见面了,相互还是一眼就认出,金锁说,已退休,跟着旅行社的老年旅行团出去转转,我向金锁问了好,各自就消失在不同方向的人流中了。


熟悉东门外平房,是给团委同事刘丽媛老师家看家。刘丽媛虽是同事,但我是先认识她爱人___中学音乐老师卢玉峰,卢老师是每年团委举办的全厂五四青年节文艺汇演的评委。卢老师与刘丽媛是包头师范同学,且为音乐同一专业,由相知、相爱到结婚。卢老师分配至二0二中学,刘丽媛则分配至市里,两地分居一段后,刘老师就调来二0二,分配至团委所属的青少年宫当音乐老师,厂里就给卢老师家分配一间东门外平房。那年,刘老师一家三口要出门,这样,就委托我看门,我是单身,当然是看门的合适人选。这样,我就在东门外的平房里住了几天。大约是夏季,平房很凉快,不便处就是公厕太远。我从团委转业后,与刘老师、卢老师接触就少了。后来听说,刘老师与卢老师分手了,与多数分手人的理由差不多,性格不合。后,卢老师又再婚,再婚对象也是与前任丈夫性格不合分手的马老师,卢老师与马老师相互珍惜,据知情者说,两人过得很幸福,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次,我在广播里忽然听到卢老师的声音,是包头广播电台采访二0二合唱团,卢老师是合唱团的主要组织者兼音乐总监,我记得卢老师属羊,今年也已六十五周岁了,最美不过夕阳红。刘老师后来也再婚,再婚的男方比刘老师大几岁,很会照顾人。前年,我与老伴去海南琼海过年,远远看到一对老人在散步,女方像刘老师。我问老伴,老伴说,前几天遇见过,就是刘老师,刘老师身体还可以,就是记性明显差了。我就想,这样也好,虽然可能会忘掉些有用的内容,但刘老师现在记性不好就可以把该忘掉的全忘掉,这样,一身轻。卢老师与刘师傅的女儿卢萌秉承父母之业,也学音乐,2004年还获中央电视台《音乐擂台》(星光大道前身)现代流行唱法冠军,这样,卢老师、刘老师也可放心了。倘若,卢萌真的成了明星,倒是可以工人村东门外平房原址为背景,做一曲童年谣,可为大陆版的《鲁冰花》。我见过儿时的卢萌,像个洋娃娃,集中了爸爸妈妈的优点,这首童年谣,就由当事者卢萌自己主唱。


对东门外平房还有印象,是当时给女儿照像。孩子幼小时,出门不太方便,但照相馆一般不给上门服务。东门外平房里有一家个体照相门脸,可以上门服务。我就找去,门脸的主人叫马万林,态度果然不同于铁饭碗的照相馆。这样,女儿的满月照、百岁照、一至三周岁生日照就全是由马万林师傅完成。马师傅以他优质的服务和合理的收费赢得了我的信任。感谢马师傅给我们全家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特别是对我女儿幼时那些清晰的定格,是女儿快乐童年的最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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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与爷爷 马万林摄


    我印象最深刻的平房记忆,还是最常去的田炳华逍遥斋。田炳华是我在厂团委时的同事,当时,我是单身外来户,他是单身厂子弟,共同的单身身份和能说到一起的性格互补,我和炳华就愿意在一起打发时间。炳华家的平房就在工人村当村,朝阳路北侧有一家当时名气挺大的门脸“经济小吃部",好像是个集体经济性质的饭馆,工人村人们的重要聚会多在这里。炳华家的平房就在“经济小吃部"北边。炳华父母在拐角楼有楼房,家里也能住得开,但炳华为自在,就在此处独居,炳华邀我来过几次后,我觉得果然自在,所以,我称此处为逍遥斋。炳华健谈,我也爱瞎谝,就在这间简陋的平房里,我们谈论着上下五千年、亚非拉美欧,常常聊至半夜,我们那时都不胜酒力,有时半瓶啤酒就有上天入地之感。炳华平时爱看些闲书,这间平房里就堆了不少杂书,聊天中我才知道了,田家有个更爱看书的人,炳华的哥哥田炳信是新华社记者,而且此时已是新华社广州记者站站长。我估计,当年田炳信也在这间平房逍遥过,不然,后来哪来那么多神思妙语。后来,我又在工人村的别处多次听别人说起田炳信,大意说,田炳信是二0二工人村走出去的传奇人物,我就想,何时可以拜访一下田炳信。当然,后来还是借着炳华这个平台,我终于见到了久闻大名的田炳信。


炳华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也离开了二0二厂去深圳打拼。1995年,我也动了外出打拼的心思,于是借出差机会,专门去深圳看望了炳华,还在他家吃了饭,炳华陪我在楼下的草坪里聊天至深夜,后来,炳华还陪我去深圳人才市场应聘,我留下的联系人就是炳华,果然,后来炳华通知我,东莞一家台湾人开的塑料玩具厂认为你的简历符合要求,可与厂家见面具体谈。这时,我已参加包头市的公开招聘,正在等结果,我就脚踩两只船一段时间,未久,市里的结果出来了,我接到了包头市委组织部的正式通知。于是,南下梦就此了断。


第一次见田炳信是已在1996年,我已来高新区工作。借出差机会,先见炳华,然后让炳华带我去拜访田炳信大哥。第一次见面,实际上还是炳信大哥请的客,就我和炳华与炳信大哥共三人把酒言欢,地点是当时广州一座最高的楼里,炳信大哥果然名不虚传,这才叫侃侃而谈,要不江湖人称田炳信九段侃爷,这回见识了,我只有佩服的份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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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田炳信在包头博物馆合影,2018年夏


炳信大哥是大忙人,哪天再回工人村,或楼房,或平房,只需一碟花生米、两盏清酒,听大哥讲工人村过去的事情……




三、五脏俱全非麻雀

工人村虽小,但各种社会管理机构一应俱全。工人村的政治中心应在临街楼对面的小楼里,乌素图办事处的党政机构就设在这里。我记得当时办事处的党委书记叫闫宝珠,讲此地话。办事处应属青山区政府派出机构,其领导及工作人员配备,就由青山区负责,因这些人的人事关系在青山区,就执行青山区工资标准,当时,地方比企业低一大块,最起码,青山区工资里不设保健费、保密费,所以,工人村的原住民就不愿意去办事处上班。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来,厂子弟乔海英就在乌素图办事处上班,且一路做至办事处一把手,前几年还被选为青山区人大副主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地方领导,工人村人说起乔海英,都是羡慕的眼光。今年春末夏初,疫情控制后,二、三好友小坐,乔海英也在座,她还是在任的区人大副主任,不多言,以微笑投向在座的每人,显得十分谦虚低调。海英说,凡工人村人找她帮忙办事,只要不出原则,她都全力而为。确实,我在不同场合听二0二的人说起乔海英,都是赞许的口吻,许多人都得到过她实实在在的帮助。要不海英气色咋那么好呢,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当时,许多社会管理职能也由企业负责。如工人村及厂区的社会治安等公安工作,就由厂公安处负责。


厂公安处(原叫保卫部)与办事处同楼办公,当时,保卫处长是刘彦明,接刘彦明的是徐万春。治安科长张志强,刑警队长刘建林,派出所所长刘浩……这些人经常与工人村的红皮黑鬼打交道。但工人村的社会治安工作既简单又复杂,其原因都在于人们之间相互太熟悉,工人村是典型的父一辈、子一辈。作案者与办案警察,不是同学关系就是亲戚关系。一接到报警,简单一听案子的性质、作案的手法,警察就八九不离十地判断出,又是那个家伙屡教不改。这边的传票还未发出,那边作案者已知是谁在处理此案,电话马上就打到了公安处。如何处置,案犯与警察心中同样清楚。警察对报案者先是安抚,接着又厉声斥责作案人,太不像话了,一定要严厉惩处!待报案人气消了,人走了,警察便掏出烟来,自己点一颗,扔给作案者一颗,你小子下回可不能这么干了……所以,工人村的社会治安情况大体有规律,大案不犯,小案不断。


工人村里也有法庭,有办理结婚、离婚手续的民政员,有市场管理的工商所,有工商银行,行长姓孙,子女们也多在二0二上班,有邮局,有新华书店,有专管工人村的变电站,有商场、粮站、煤站,也有前面说过的肉铺、理发店、照相馆……有厂设的教育处、大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厂里还设有职工医院、绿化办、爱卫办等机构。


我印象深刻的是爱卫办,主任赵成业,几乎参加每周的厂调度例会,讲话声如洪钟,巴盟普通话。爱卫办干事赵明,山西人,工作认真,讲话语速快,他一天可遍转工人村十圈,每日几乎都要敲一遍工人村各单位领导的门,别看赵明是普通干事,他每次都直接与被敲门单位的一把手对话,看看,你们单位办公室的玻璃,都脏成那样了也不擦!领导,你们单位的公共卫生责任区堆了不少垃圾,赶紧处理……赵明说话还真管用,不然,就捅到厂调度会上,那就尴尬了。赵明爱跳舞、会跳舞,那时,厂俱乐部每晚都有免费开放的交谊舞会,这是个只认舞技、不认级别的透明场所,赵明以高超的舞技成为了这里的明星,就有不少精心打扮过的年轻女性或中年女性排着队邀请赵明做舞伴,赵明也不吝赐教,赵明有不少跳舞的女徒弟。工人村的男人中,赵明的穿衣是最打眼的,白衬衫、白裤子,我只在电视里的仪仗队中见过,现实中的外套白裤子,当时仅见识过赵明一例,用现在流行语讲,真是酷必了、帅呆了。在工人村成千上万人中,可以与厂领导同样知名的人不过二、三,赵明绝对算一个。


我觉得,当时,赵明就是工人村里的一道风景,而且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工人村正是因了赵明这样许多普通人的彰显和院士、大师们的低调、谦虚,这样,工人村就确实与周边的各个窑子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工人村的五脏俱全就不是麻雀虽小可容纳,而需鸿鹄飞翔来彰显活力。




四、远近高低各不同

假如工人村的人相互之间约见,一般都选择耳熟能详的标志性地标,工人村人普遍认同的标志性地标,排第一的当是位于朝阳路与建华路碰头处的毛主席塑像,其次还有如儿童乐园南门、厂职工俱乐部、标语塔(现已拆)、体育场等。


毛主席塑像能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内容,全与政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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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婚有孩子当时住在4栋楼,主席塑像就在4栋楼南边不远处。孩子刚会走路时,我和爱人就经常带孩子来塑像后面的广场上。夏日天长,我们有时就约了已住在青年公寓的王士波夫妇,并明确要求带孩子来。士波夫妇好运气,生的是龙凤胎,我清晰记得这对宝贝的出生日期是1986.8.1。士波刚结婚后住单身宿舍32栋的一间屋,预产期间岳母提前来了,但单身宿舍太小了,再说,当时正是夏末,挤在一起太热,士波就每晚来我33栋的单身宿舍借宿,与岳母约好,一有动静,就从我宿舍楼下喊一声。7月31日晚上,士波照例睡在我宿舍,睡到半夜,听到楼下有声音喊士波的名字,此刻已是8月1日凌晨。士波赶紧起床跑回32栋。职工医院就在单身宿舍东侧,即刻便到。生产很顺利,生出来后,护士刚恭喜是男孩,紧接着又跑出一个来,这回是个女孩,士波夫妇这才知道是双胞胎,且一儿一女。产妇出院没几天,我与住单身的另一外来户张东利就去32栋的月房看望,只见婴儿摇篮里躺着两个小肉团,看着太小了,就像两只小猫咪,产妇说,儿子三斤多,女儿还不足三斤。片刻,就说到了起名字的事,讨论了几组,最后一致同意采用张东利给取的名字,男孩叫王蔷,女儿叫王薇,至今,这对龙凤胎早已是三十多岁的成人了,一束清香的蔷薇花灿烂至现在,遗憾的是,起名字的张东利已病逝近二十年了吧。


我们就经常让女儿在主席塑像下的广场上与王蔷哥哥、王薇姐姐玩。大三岁的哥哥、姐姐俨然是一对小大人,对我女儿百般呵护。这样,一有空,女儿就喊着找哥哥、姐姐玩,有时,我们就骑车专程去青年公寓士波家,让女儿和哥哥丶姐姐玩。后来,我家也由4栋楼搬至青年公寓,两家离得更近了,两家大人孩子就更频繁地在一起了。主席塑像是我们两家两代人几十年友谊的见证者。



俱乐部给我留下的难忘记忆既不是跳舞,也不是看电影。我是舞忙,对跳舞既不会也不爱。看电影的神经也缺乏,电影一开演,没有十分钟准睡着,电影于我就是催眠药,我怕打呼噜影响别人,所以轻易不敢入电影院的门。我去俱乐部,一是借书,二是开会。《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这本书真的好。后来又借阅了鲁迅的许多杂文集,还有田间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艾青的诗,为什么我的眼睛里常含泪水……通过借书,还认识了图书室的两位美女,实际应该是美嫂,人家比我大许多岁,刘爱兰俏美,张维芬高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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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二所有的大会都在俱乐部召开。若各单位要开大会用俱乐部的会议室,提前登记,不撞车即可。特别大型会议就在观众厅,也就是演电影的地方。百人左右的会议,在俱乐部三楼会议室。


1989年5月,自己当选厂团委书记后,也脱不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老套路。学习、培训是常态。那次的全厂团干部培训班,我邀请了时任自治区团委副书记任亚平先生来演讲助阵。任书记倒不是因为我专程从呼市赶到包头,而是我办班期间,任书记正好公差在包头,我就约任书记见缝插针,给我们二0二的团干部讲一课。任书记清点完自己的工作日程后说,只能明晚有空。


我与任书记谈不上深交,因为年龄差别、职务差别,我对他是仰视。但他对我有印象,在于一次公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任亚平已是自治区团委副书记,带队去南方考察。考察团十余人,以全区各大企业团委书记为主,呼铁局团委是考察团秘书长单位,一路火车南行。这样,有大把时间在火车上。我有爱看书爱买书的毛病,此行亦然,每到一站,白日公务,晚饭应酬,余时则可自由。自由时我就买书,以读书消遣车上时间。任书记体察民情,在车厢里分别与各位基层团干部打招呼问好。到我处时,先问候,然后翻了翻我手边的书,我年轻虚荣,就把随身一书包的书全抖落出来。没想到,任书记也是爱书者,他逐本扫描一下,然后选二册,先借这两本,然后再换阅。我以为领导随便说说。过两天,还是南行的火车上,任书记来到我座位边,这两本读完了,再换两本。如此,一路上,任书记几乎读完了我包里的十几本书,我就从内心佩服起他来,他也记住了我。
这次,我如实汇报,想把培训班办出彩,恳请任书记支持。


任书记的报告在晚上7:30开始,地点就在俱乐部三楼。我已多次听过任书记讲话,水平绝对一流,任书记报告时,我环视在座听众,果然都聚精会神。报告详细内容,今日已记不全,主题大体是人生与理想。


后来,我知任亚平书记一路升迁至自治区政协主席,心中也默默为他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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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任亚平2018年夏天合影于包头


最近一次见任书记(我习惯这样称呼),是在2018年夏天,“田炳信灵意画展”在包头博物馆展出,任书记是到会领导,我勉为特邀嘉宾。会前,我与任书记短暂交流,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平易近人。这么多年,我也远观近睹过大大小小不少领导,但如任亚平先生这样自觉放低身段者,还是稀见。任亚平长我十岁,今年已六十有八,愿亚平书记身体健康,方便时,再到我们工人村转转,我陪您。


工人村的标语塔现在已被拆掉,我忽然想到了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标语塔不仅仅是工人村的地理座标,也是工人村人文精神世界的一支录音笔。标语塔西边是俱乐部,中间隔着的是一片绿地公园,天然的人群聚集处。二0二及工人村的非官方新闻全在此处发布,有人甚至故意高声说出一些对厂里、工人村在任者的不满,就是要传话给被议论的对象听,我不满,我们不满……我去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参观时,一下子就想到了工人村的标语塔。拆掉标语塔后,机动车的往来似乎更加流畅了,那么,工人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否也更加顺畅了呢?不得而知。


工人村,我在二0二落下的第一脚就在此处。后与二0二的关联,也几乎与厂区无关了,有关联的只是工人村,家里的老人曾经在此处,岳父母现在还在此处,二0二的许多亲朋好友现在还在此处,更让我不舍得是,我青春的脚印曾在工人村的道路上时隐时现,我爱情的种子就是在工人村萌芽,我的孩子是在工人村诞生……
几回回梦回工人村,
停车拄杖问西东,
几童相见不相识,
遥指蓝天白云中……


2020.7.6


发表于 2022-7-28 21:56:1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 来自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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