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久冰作品|《悼八伯》

Past.

         2020年9月22日，接老家三弟电话，三弟说，八伯(baiˇ，叔叔辈)去世了，明天安鼓，后天出殡。我一时愕然，八伯才七十来岁吧，前一次回去见面，他还很精神。三弟说，急病，没抢救过来。9月23日下午，追悼仪式在八伯自家院里举行。八伯在遗像里穿西服打领带，我估计，这是八伯第一次打领带。一向严肃的八伯，在遗像里面带微笑。我觉得八伯就在眼前。


        八伯的儿子雄雄致悼词，悼词云，家父吴超宇，生于1948年九月初一……


        吴超宇，这是个久违了的名字。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在双龙学校念九年级时的情景。可以说，八伯是双龙学校教语文水平最高的老师，所以，双龙学校最高年级----九年级的语文课就由他来教学。从1978年9月开始，至1979年7月高考前，八伯是我们年级的语文老师，我这才知道了八伯除了平时人们称呼的名字“吴满元”外，还有个官名叫“吴超宇”，而且，“吴超宇”在当时的双龙学校是个叫得很响的名字。听了八伯的语文课后，我才感觉到，也只有“吴超宇”这个高雅的名字才与他高水平的语文课教学般配，“吴满元”这个名字只与田间地头般配。


        我对汉语言文学的真正喜欢，很大程度上源自吴超宇老师这两个学期的教学。不知其他同学感受如何，我个人体会，吴超宇老师最起码在两个方面训练提高了我的语文能力，一是如何写论文，二是如何学习古代汉语。吴超宇老师说，写论文要把握住三点: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我这才懂得了什么叫论点、论据、结论以及论证过程。要知道，我们上学读书的年代基本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是个只需态度、立场，只有结论的年代，凡事不能质疑，不需要问为什么，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等等。


        但吴超宇老师的语文课如一股清风吹来，你提出一个论点来，要有充分的论据支撑，人要讲道理，摆事实，然后再做结论。八伯的课于我如醍醐灌顶，自此，我知道了该如何写论文。至今，我写作文的套路也不出八伯所教。后来，通过阅读所知，原来，古今中外，好的论文都应该这样写，是什么就是What，为什么就是Why，怎么样就是How，否则就是不讲理。讲理就是理性、科学、逻辑、人文，不仅语文应该如此，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莫不若此。

        八伯还教我们古代汉语，他有一本本厚厚的手抄教案，后来我知，那是王力《古代汉语》的手抄本，之、乎、者、也、焉…这些离我们十分遥远的字、词，经八伯一讲解，就如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远方亲戚一下子来到你家造访，让你既新奇、又亲切。吴超宇教会了我做人要讲理，也教会了我抚今要追昔。我发现，吴超宇老师与当时双龙学校的许多老师有些不一样，他几乎不苟言笑，从未见他与别人嘻嘻哈哈，我甚至在学校从未见过他笑得样子。偶尔，也听到别人在背后说他不合群，甚至有人说他骄傲。其实，八伯与当时双龙学校的所有老师都一样，来了学校是一名老师，放了学马上就变成了农民，每个老师的家里都还种着地，老师的家属就是地道的农民。我也见八伯放学后下地，但八伯是我们村唯一的穿着四个兜衣服(中山装)下地的“农民”。这样，八伯不仅以他的才学与其他老师们不太合群，以他的不苟言笑，与其它村人、农民也不同。但我亲眼目睹，吴超宇老师与他的学生们却打成一片，下课后，也与学生一起说笑。


        想一想，那时的吴超宇才三十来岁，正是心高气傲时，他也有资格骄傲，别人连王力这个名字都是陌生的，而他却揣着厚厚的王力教案在教学，学问上明显比其它老师高出一筹。而且，八伯写的一手好字，他的钢笔字、粉笔字(板书)、毛笔字均好。八伯未在双龙学校当老师前，我就见过他写的对联，行云流水，后来，我知道，那叫行草。


       在我上大学后，每每看到一篇好的论文或翻到一篇古汉语文章，我就会想到八伯。想到八伯时，我会不由地想起另外两位名副其实的老师，一位是王国维，一位是辜鸿铭。王国维孤独，辜鸿铭孤傲。正因为八伯有学问，所以他特别喜欢较真。他不仅与语文教学的同行较真，也与他教的学生较真，正因为如此，当时，我对吴超宇老师是既敬又怕。敬了，就有些盲目崇拜，怕了，就不敢与他平等讨论问题。至今，我对两个成语记忆犹新，都与八伯有关。一个是“好高骛远”，一个是“时不我待”。


        那时，我自认为已经读了一些书，就喜欢卖弄显摆一下。每次作文，我都喜欢长篇大论。吴超宇老师布置写一篇八百字左右的议论文，我就经常写到二、三千字。八伯在我的作文后批语，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但今后作文切忌好高骛远。我查字典，才知道了“好高骛远”的意思，八伯是在警示我，做人、作文不要想法太多。


        “时不我待”也是发生在作文中。我不知从哪里学到了这个词，就运用到作文中了。八伯给这个词画了个大大的红色问号？并质问我从哪里学得这个词。我确实想不起是从哪里见到的这个词，特别是当时手边也没有一部成语词典。面对八伯的质问，我只能先依着老师的意思，在递交下次作文时，将上次的“时不我待”纠正为“时不待我”。当时，老师批改作文也有一些固定格式，老师指出的错字、错词处，就用红笔引至旁边空白处画一个开口的红框，学生将纠正的内容填至红框里，老师在审阅下次作文时，就将上次的红框再用红笔合上口，这就说明学生已将上次作文的错误处改正。八伯将我纠正过的“时不待我”红框合上了口。当然，后来，我有条件购买现代汉语词典后，我知道了，“时不我待”确实错不在我，但我并不怪怨八伯，反而更加敬佩他的敬业精神了。当时，我们两个班的学生至少有一百来人，可见，八伯是将这一百篇学生作文逐篇逐句逐字阅读，他才能发现“时不我待”与他当时认为的“时不待我”不一样，他要尽他的全力将他所知道的知识教给学生。当时，双龙学校所有老师的最高文化程度也不过高中，吴超宇老师是其中之一。我于1979年参加高考，并能以较好成绩被天津大学录取，这不得不感谢双龙学校教过我的每一位老师，特别是九年级时的几位任课老师，数学老师高原，物理老师贾振铭，化学老师李永孝(惜哉！近闻李老师已驾鹤西去。李老师还是我九年级时的班主任)，当然，更要感谢我的八伯----吴超宇老师，语文也是我当年高考时的拿分科目。我虽学理工科，至今好文，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八伯将他的语文所知倾囊予我。而且，我将八伯教我的论文三部曲告诉他人，也确实让这些人的论文水平就地提高了一截。


        前年回老家时，我与八伯见面，寒喧后，八伯郑重说到，你最近写了篇作文《老屋》，八伯让孩子们给读了，方便时，你给八伯印上一篇。我后来的作文都写在手机上，只供亲友们阅之一笑。我和八伯没有加微信，我估计他是从孩子们那里听到了《老屋》这篇作文，这篇作文里我写到了八伯，也写到了三爷爷，三爷爷是八伯的父亲。我估计，《老屋》勾起了八伯当年的一些记忆。那时，八伯年轻英俊，八伯结婚时的场景我还记得，就在三爷爷家老屋的西房，八婶长得可谓漂亮，与八伯在一起，真是俊男靓女。可惜，我没有及时给八伯单独打印一份纸面的《老屋》，我当时想，反正我要把《老屋》编入下一本书里，到时，将书一并请八伯雅正。可惜，我的这本书才在编辑审阅中，八伯已因疾病而突然去世，真是教人心痛。我前些年写的两本书，老家也有人读，但像八伯那样认真阅读的人还是少见。八伯与我个别聊天，《吴话可说》里的某篇文章再版时一定要修改，《吴久冰诗集》里“空中观云”的一个错字要纠正。八伯何止是我作文的读者，他分明一直是我作文的严师。


        八伯的葬礼上，我见到了八婶，八婶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八婶述说到，哪怕再和我相伴上十来年再走也行，他甩下我，说走就走了……八婶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八伯与八婶大概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结婚，他们已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


       八伯出殡那天，乾坤朗朗，蓝天白云见证了八伯的洁身自好，见证了一位乡村教师的平凡一生。


        八伯，您既是我的长辈，更是我的老师，特别是我作文的优秀老师。我再有新书印出，一定会送一本到您的长眠处，这回，您可以抛却一切人间烦琐事，心无旁骛地帮我修改作文。


        有幸遇到一位好老师是一个人一生的幸运，八伯，感谢您是我的好老师。八伯，一路走好……

2020.10.29

编辑：杨文丹

此处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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