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吴久冰 | 《再回首》(二)

空痕

《再回首》(二)

        四、迷茫的中年时代


        我的中年，因一场毫无准备的被提拔而提前到来，就是前面说过的1985年，我23岁。那时的我，虽然已工作两年，但国有公司的生产管理岗位，人际关系简单，所以，提拔我到二0二总厂团委担任副书记时，我对社会的认知还如一张白纸。


        人们常说，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说的是白纸的主人，而不是指白纸本身。白纸不过是主人意志的载体或工具，能否画出新图、美图，关键还在于白纸遭遇的主人是一位怎样的画家。白纸遭遇达.芬奇，你就可成传世名作，白纸遭遇我们村的画匠，你就是一截冰凉潮湿的腰墙子(绘彩的墙围)，白纸若遭遇一位根本不懂美术的灶头军，你就是一张引火的废纸，白纸若遭遇一位正好内急的人，你就顺手成为了一团污秽。而我自身是又薄又脆的廉价纸，落在哪个主人手里恐怕也很难描绘出像样的图画来，或者，我这张纸根本就不适合绘画，可能倒是适合抹上一刷子糨糊，然后补贴到漏风的破窗户上。当然，我这样说，倒不是为自己日后的坎坎坷坷作自我免责的铺垫，而是说，二十三岁的我，还根本没有做好当“官”的准备。


        当然，中国的官和外国的官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与欧美国家民主体制下的官员，更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通常，政治学里所说的官是指公职公务人员，官员与民众的本质区别就是官员手中握有支配公共资源的公权力。民主体制下，官员的唯一指向就是对他的选民负责，其主要任务就是为公众服务。中国的官员则不同，在中国当官，与发财几乎就是同义词，发财的直接结果就是可以衍生出许多特权来，或者说，特权与发财就是中国官员的一纸两面。包括我本人，之所以愿意放弃与技术专业接近的调度员岗位而去当团委副书记，主要还是冲着提高个人收入去的。至于公开场合说的当领导就是想干一番事业，连我这张官场上的白纸也知道那就是一句台词。中国的各项制度几乎全是官员确定的，包括官员收入、福利待遇方面的制度，即使官员不贪不占，其既得利益也比社会平均收入高得多。倘若公权力不受约束，那官员发财的收益就一定会跨越合法收入的边界。
        从理论上讲，官的职位是中性的，而当官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或者更形象一点比喻，官职是一条船，当官的人才是驾船的人，船的进、退、快、慢、直、弯，主要取决于驾船的人。当然，船和人都离不开行船的水面以及水面所处的大气候，遇上风高浪急，无论谁驾船，触礁、翻船的概率都会高，遇上龙卷风、台风，翻不翻船、驾船人死还是活，已属天意，非人的意志可以转移。欧美国家的官场，气候、水面、船起决定作用，中国的官场则是驾船的人起决定作用。


        话再说回来，我工作的单位是总厂团委，别说我那个岗位，就是那个单位，现在回头看，其实也是可有可无。所以，我这张所谓的白纸，根本不是主人如何画的问题，而是压根就没有主人顾得上去涂抹你，或者，你也根本找不到主人是谁。当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倒更适合年轻人的成长。后来，各种岗位上有许多共青团干部就任，我倒觉得，这与团派无关，而与这些人的阅历有关，特别是在讲政治的中国，团干部比其它人更早地阅历“政治”。


        当然，我成为团干部后，毕竟已是中国官场链中的一环，到我这里当然不能中断，因为我已经关联了这条生物链的上游和下游。况且，当“官”的既得利益马上就让我尝到了甜头。我从调度员的69元/月，一下子就变成96元/月(正科级)，我虽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但内心确实沾沾自喜。


        况且，我在总厂团委也遇上了好的领导和同事。关于我的团委同事，在以前的作文里已有过叙述，这里不再赘述。不过，为表达感激之情，我还是想再一次念叨一下他(她)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谢谢你，给我的爱，让我回到那个年代……我的顶头上司，团委书记洪雪萍，大姐长我7岁，1955年出生，属羊，洪大姐对我有知遇之恩，不管我是不是当“官”那块料，但我从69元/月一下子鲤鱼跃龙门为96元/月，绝对是大姐的推荐之功。人常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况且，大姐予我的，何止一滴水。后来，我与家人和大姐常相往，大姐视我与家人如亲人。大姐现居沪上，生意有成，日日健身，为她高兴。


        当时的二0二总厂团委也就是几位工作人员。办公室干事张浩，与我同龄，我去团委时，张浩已被借调到二0二厂的上级机构核工业部，张浩是包头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毕业，除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外，还有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他之所以被上级组织借调，大概就是因上级机构领导来二0二厂视察时，他正好参与接待，领导慧眼识英才，就看上了他，于是借调，借调不久就真的调到核工业部机关了。后来，我与张浩成为挚友，几乎与他的英语和组织能力无关，而是源自相互的性格和观念。我曾经读过何兆武写的与王浩(巧了，也有个浩字)往来的回忆文章，挚友的友谊基本与形而下无关，而多与形而上有关，用今天的话说，大概三观类似。


        组织干事王秀玲，长我2岁，绝对是一枚大美女，团委机关门口来人络绎不绝，90%是冲着她来的，有的人是搭讪，有的人是撩闲，也不乏有抛出橄榄枝者，但洪大姐对我悄声说，王秀玲已有意中人，是总厂三车间的一位青年才骏，车间副主任，德才兼备。


        宣传干事赵富，大约与洪大姐同龄，棋琴书画无所不通，会画画，会各种乐器，会唱歌，而且好酒量。


        生产干事李勇先，真是一把好手艺，车、钳、铆、电、銲，无所不精，凡是人工可为的，他都能行，可惜，那时还不兴工匠精神，慢慢地，勇先也就悄悄落幕了。前年，我打过一次勇先的电话，电脑提示音，您拨打的是空号…勇先，看到此文后，方便时回电，我电话未变。


        生活委员田炳华，小我一岁，天生的乐天派，大嗓门，脸上的表情总比内心情感快一步，如此，炳华是我的话友，因为，我总想把明天的事在今天就述说。


     那时，提倡共青团组织自己办实体。二0二厂团委也办了实体___养鸡场，规模大约也有上万只，鸡场的场长是石晶。石晶踏实做人、埋头做事，是我团委机关成员中典型的老黄牛。后来，石晶官至二O二厂纪检委副书记，从未见他耍过威风，还是一如既往地平易近人。石晶已退休多年，退休后，他曾只身骑自行车从包头奔赴拉萨，在朋友中一时传为美谈。


        后来的文艺干事刘丽媛、马雪虹，也是团委下属单位青少年宫的艺术老师，刘丽媛大约长我五、六岁，心直囗快，会弹电子琴，女高音，民族唱法。前年春节，我与老伴在海南琼海过年，老伴说，在万泉河边遇到了刘老师，只是，刘老师对二O二厂已记忆模糊，往事不堪回首。马雪虹是包头师范学校幼师专业毕业分配至团委，在我眼里就是孩子，也会各种乐器，倒是适合做一名音乐老师。


        我来团委的第二年，团委又招聘来一名新同事，内蒙古团校毕业的魏新国，小我一岁，乌盟口音，勤劳朴实，记得他的工作岗位好像接了王秀玲的班，王秀玲转业至总厂工会女工部。小魏与我同室对桌办公，再加共同的农村娃出身，还有不用翻译就能听懂的此地话，我与小魏就天然亲。小魏写一手流畅好看的硬笔书法，工作期间，我的多数公文草稿都让小魏誊抄一遍，然后才去打印。小魏在1989年后还与我搭班子，我是书记，小魏是副书记，我们可是一票一票被选出来的，这是后话。小魏现在已是五十七岁的老魏，是二0二厂在职的中层领导，不论未来怎样，我的概念里，小魏就是个本份的好后生。


       后来，陆续的同事还有徐波、于万林、郝长滨等人。徐波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大概是学文科的，有非常好的文艺品鉴素养，用中国话说叫小资情调，用外国话说叫贵族气质，徐波穿衣服，都有品牌，徐波听音乐，绝对分类，通俗的、民族的、美声的…徐波吃饭，说是不挑，但筷子的指向应该是他胃口的真实表述，荤素要搭配，主副要配备，干稀要均匀，凉热要平衡，与徐波小坐，我知道了生活的情趣，可惜，共事时间太短，徐波的理想与未来，我还没来得及了解。后来，偶尔也小坐，徐波也到中年，谨言慎行，我们也就自觉地与天下屏蔽，只是把酒言欢。


         于万林是个性格外向的人，基本上心口一致，他来团委，是宣传委员，这到是人尽其才，他的好口才，放到宣传岗位才不屈才。记得当年包头市委某任书记曾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说，宣传太重要了，在日语里，宣传部就叫鼓动部。谢谢万林当年的鼓动，让平淡无奇的共青团工作能拧出麻花一样的花样来。前些年偶遇万林，也苍老了，万林与我相见，彼此激动，我拥抱万林时差点摔倒，万林向我表述时，也有点结巴，这不符合万林口才的规律，但我知，倒也适合我们之间在几十年后偶然邂逅的场景…


        郝长滨是地道的东河人，一口此地话，上唇一横密密的小胡子是他的Iogo，他绝不是模仿鲁迅，因为，交流中，他没有一句话与鲁迅杂文沾边。那时，团委的少年宫乘改革开放的大潮，也想开放创收，长滨具体负责，于是，与人合作，放一些港台录像片，五毛钱一张门票，长滨为团委创收了一大笔现金流，偶尔，我们以集体活动为名，吃碗拉面，喝瓶啤酒，支出就源于长滨的创收。后来听说，郝长滨与任光谱、马勇一起创办了“好人马礼仪公司”，专营人世间的婚丧嫁娶，我倒觉得，长滨这位英雄才算有了用武之地。


        团委下属有三、四十个直属基层团组织，那些人的面孔，至今历历在目，方便时，咱们一起聚聚。


        团委确实是个清水衙门，平时几乎无人问津。但也有热闹时，那就是本级、上级、下级团组织机构换届时。更何况，八十年代中后期，民主选举在中国小有气候，共青团系统更是风气得先，这大概与这个系统的前辈领导胡耀邦先生所开创的民主、开明作风有关。


         198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团委的换届年，书记等额选举，副书记差额选举，我才知道了，选举还真是有竞争，尤其是差额选举。在我眼里，那几位候选人都很优秀。当选的人，在后来果然都发展不错，为避免高攀之嫌，我在这里就不列出他(她)们的名字了，当时的这几位当选者，今日已分别是副国级、正省(部)级、副省(部)级。当然，什么级，什么级，对我一个退休的老汉来说已毫无意义，今日里只是当故事说说而已。况且，二十年前旅游时，我就近距离目睹过瑞典国王、芬兰总统、丹麦首相。至今，在我的观念里，什么级别的官，都是人间的分工不同。官员若神秘、神化，于己于民都是一场灾难，古今中外，毫无例外。


        1988年，是包头市团委的换届年，选举过程一波三折。当然，那几位候选人和当选者，今天看，也是人中龙凤。虽然，有些人后来出了事，即所谓的被双规，那也不奇怪，既然那么多被组织看中的人都可以出事，他(她)为什么就不可以出事？！永康、才厚、熙来等人哪个是白给的？李瑞环讲过，个别问题要从自身找原因，普遍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遗憾的是，约好的饭局，因主宾未到，黄摊儿了。摆好的麻将，因三缺一，散摊儿了……


         1989年，那是个夏天，中国有风波(邓公语言)，二0二厂团委有换届选举，那场选举中我是当事人。自己虽然勉强当选，但有违组织意图，后面的路，虽然我脚的大小未变，但我能穿的鞋却越来越小了。感谢当时那些考验我的领导，我这里丝毫没有反讽之意，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没有这样一场经历，我如我爹一样单纯乐观的性格还是改变不了。组织的严格要求，让我学会了怀疑，换成哲学的语言，我由乐观主义、理想主义者渐渐转变为悲观主义、怀疑主义、经验主义者。说不说、怎么说是你的事，听不听、信不信是我的事。这一次哲学观念的转变，也影响了我后半生乃至目前的人生道路。当然，日常生活中我还是要把形而上与形而下基本分开。数理化的问题必须叫死理，柴米油盐的事随行就市。可惜，离开校门后，几乎就遇不上数理化的问题，我的微积分真的白学了。日日遭逢的几乎都是形而下的事情，如此，我尴尬、挫败的后半生，真是就坡下驴的事，太自然不过了。


       不过，1989年，我及我家里还是有开心的事，这件开心事，足以鼓舞我的后半生。这年的5月1日，我女儿出生了。我和妻子都是平凡人，所以，也不敢企盼孩子成龙成凤，于是给孩子取小名，曰:凡凡。凡凡确实是个平凡的孩子，但也是个好孩子。我夸孩子好，不单纯是中国人的常言“孩子是自家的好”，而是说凡凡基本做到了知书、达理、通情。知书，她读生物学方面的博士课程;达理，就是讲理、有理性;通情，即处人处事时，大体可参照古今、中外、文理。当然，女儿还在成长中，我从不给她订目标，我只希望女儿快乐生活就行。孩子，趁年轻，探索和发现这个世界的奥妙就好，对人生来讲，有趣的过程比重大的成果更快乐。爸爸妈妈与你同行，咱们都望着快乐那颗星星。


        1992年，对于中国和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春节前后，邓公南巡，从此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新阶段，自此后，市场经济在中国就官冕堂皇地登堂入室。对我个人来说，是走麦城的一年。这一年，上半年，我被派至内蒙古党校脱产学习一个学期。党校学习，大体不外两类，一类是重点培养提拔对象，来党校学习是必须程序;另一类是不被重用、可有可无的闲职人员，你上不上班，对所在单位几无影响，派你上党校是替单位顶差，如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我当然清楚，我被派去上党校，绝对是第二类。因为自己从未想过被组织重用这个问题，所以，组织冷落我时，内心也没什么触动，这倒是从另一个角度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文化，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下可教也。我确实把脱产学习当作了真的学习，许多人是假戏假做，而我确是假戏真做，除了把党校指定的书读完外，我又去新华大街南侧的新华书店买了一大堆自己爱看的书，自己当官时的主要腐败行为就是拿公家的钱买书自己私看。我还达不到学习强国这样的境界，我学习只是为了强己。我在党校学习时是两人一个宿舍，同宿舍的大哥家就在呼市，实际晚上就我自己。于是，我给爱人写了一封信(那时，信息传递还是以纸面书信为主)，希望她带孩子来呼市转转，爱人很快回了信，我们约好了在呼市见面的具体时间，那年，女儿才三岁，爱人带孩子坐呼包公共汽车来，孩子还晕车，一路上母女俩遭了不少罪。我记得，我们一家三口去了中山路南侧的人民公园，人民公园有休闲的长椅，我们三口人就坐在长椅上真的休闲，我与爱人难得轻松地畅谈着未来，那时，我们三十岁，都天真，还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待我从党校结业回来，已是夏天，二0二厂团委又到了换届期。


        这次换届波澜不惊，继任者确实是位优秀青年干部，这位青年干部与我私交也很好，我对他的认可与组织对他的认可毫无关系，那时，他爱抽烟，我也爱抽烟，我爱下中国象棋，他也爱下棋，我爱看书，他也喜欢阅读，主要还是对一些人、事的看法观点近似。后来，他对我也有许多切实的帮助。那天，我看到他挥拍打乒乓球的微信视屏，腰身比以前苗条多了，步履也轻盈，我为他点了赞。丁飞老弟，下次去呼市，我得蹭你一顿饭。


        我自1992年从二0二厂团委转业，先后在总厂下属的分厂:镁厂、碱厂任职。在二0二厂的最后一站是核燃料元件筹备领导小组。


        我在镁厂任工会主席，马勇任工会干事，马勇原是十二车间的团总支书记，也算我共青团系统的下属。在镁厂，我们又在一起共事了。中国的工会与外国的工会不一样，外国的工会是个重要的维权组织，中国的工会与中国所有的群众团体一样，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各自范围内的成员，认真学习、积极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我知道工会是干啥的，所以也就知道自己是干啥的，说白了，工会主席手里几乎没什么有约束力的公权力，再加，我本人向来不爱揽权，于是就将镁厂工会的全部权力交给了马勇。马勇是个厚道人，你越信任他，他越对你负责，还想着法儿为你省钱，所以，镁厂的工会工作，借我个名，实际是在马勇的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还搞得轰轰烈烈，好像还被总厂工会表扬了。在镁厂工会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我对当领导有了一点深刻的体会，除了结婚生孩子这件事领导要亲为，其它各项具体工作，领导掺乎越少，结果越好。


        我从镁厂调至碱厂任生产副厂长，生产副厂长确实有一定实权，如对各二级单位奖金分配，有很大发言权，当然，相应地，生产副厂长的责任也很大。碱厂是化工生产单位，除了计划检修外，生产线一年四季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感谢碱厂这两年的工作，让我对一线倒班的工人，对生产运行中的各个工艺环节，对风、电、水、汽、气等各项动力支持，对仪表、机修、废水处理等各项辅助工艺等都有了深刻了解。至今，对几位生产一线的工人、技术人员记忆深刻。临时工贾利，分别在碳化车间、煅烧车间的不同岗倒过班，只要他当班，他岗位上的各项生产指标就格外的好，真是高手在民间。电工组长郜松青，自学成才，他带的班组，不仅人人技术精湛，而且，班组风气也格外良好，郜松青本人绝对称得上又红又专，他不仅是我们碱厂的电工、仪表技术权威，在整个二0二厂电工、仪表行业也称得上大拿，他后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之无愧。还有一位退休返聘至碱厂的技师___杜棠师傅，技师是工人身份里封顶的技术职级，可见杜师傅的技术水平，生产现场每有疑难杂症，杜师傅到场，就如变魔术般地将问题解决。印象最深刻是每次煅烧炉检修，因其体积大，而厂房又是一个封闭空间，所以，对炉子的吊装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我看到，杜师傅使用的主要吊装设备是现场自作的土玩艺___倒链，倒链体积小且移动灵活，庞大的煅烧炉就被小小的倒链奇迹般地吊了起来，真有出神入化之感。当然，碱厂还有许多同志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常常觉得自己命好，当生产厂长的两年期间，碱厂产品的产量、质量均有大幅度提升，当然，这主要应该归功于一把手肖厂长对生产的重视，另外就是碱厂广大干部职工的兢兢业业，还有就是碱厂不断进行技术改造也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当然，自己的这两年，应该是一生中最忙碌的一个时段，半夜里，顶着刺骨的寒风，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赶往生产现场是家常便饭。
        这两年，我也切身感受了下级如何糊弄上级、上级如何摆弄下级的一些基本套路，这给我的人生体验上了生动的一课。


       1994年9月份，碱厂发生了一件大事，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行政一把手肖先生被青山区检察院带走。期间，正赶上中秋节，我还托人打通关节，专门去看守所探望了暂时落难的肖先生。在这之前，肖先生对我也很关心，但仅限于同事关系，这次探望之后，肖先生一家与我家便成为了要好朋友，一直密切往来至今天。后虽查明，基本是有人诬告，但公检法当然永远无错，于是以免于起诉不了了之。肖先生回厂后，又当上了镁厂的厂长，将镁厂的生产抓得像他当厂长时的碱厂一样风生水起。肖先生真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在这样一个年代里，肖先生是我遇到的稀有的对工作认真到叫真程度的人。后来，自己在工作中每想稀里糊涂时，一想到肖先生，自己就会脸红心慌起来，于是振作精神，努力认真。可惜，由于自己的底气不足，我还没有达到事事叫真的境界。


        肖先生出事后，碱厂工作当然不能停，于是总厂领导和组织部领导来碱厂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布，由我暂时主持碱厂行政工作(相对于党务)。才过了两周，总厂又一次通知让碱厂中层以上干部集合开会，会上宣布，让碱厂的另一名副厂长主持行政工作。对我，本来也是临时主持工作，所以，也不存在免职问题。我倒是也并未觉得突然，前面主持工作，也非我主观要求，后面安排别人主持工作，更非我能决定了的事。再说，从1985年开始当“官”，至1994年也近十年了，对官场的玩法，虽不精通，但也略知一、二了。我自己倒比平时更平静了，反而，班子中的一、二要好，基层的三、五骨干，纷纷为我鸣不平，我倒是安慰他们，不主持工作，责任更小，操心更少。到1995年1月份，领完了上一年度奖金，在当年几千元可是一笔大数。之后，总厂就将我调离碱厂，安排到二0二厂核燃料元件指挥部工作。主持碱厂工作的那位副厂如愿当了厂长。可惜，天不随人愿，或许是三分市场因素、七分人祸原因，自肖先生不当碱厂厂长后，碱厂的生产和经营情况便每况愈下，大概苟涎残喘了六、七年后，碱厂终于倒塌关门了。每每听到碱厂的凄凉结局，我就会不由地想到《红楼梦》里大观园的渐渐破败。


        真是歪打正着，虽然我来元件指挥部是被发配的意思，可幸运的是，元件指挥部的总指挥是李冠兴先生。我的名份是指挥部成员，具体工作相当于指挥部的办公室主任。如此，我有幸在李冠兴身边工作了近一年半。李先生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严谨的学术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李冠兴是中国核材料冶金专业方面的绝对权威，他取得的科研成果，多项都填补了国内空白，有的成果还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可以说，李先生是国宝级的专家人才。1999年，李冠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实至名归。令人痛心的是，2020年12月1日，网上忽然传来消息，李冠兴院士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噩耗传来，我一时语塞，说好的北京相见，怎么说泡汤就泡汤了呢……李院士，一路走好……


        在李先生身边工作不久，1995年春季，我以35岁以下不受名额限制的身份，被评为化工类高级工程师。李先生虽然不直接参与投票，但他对我的屡屡表扬当然鼓舞了我。


        我知自己的半斤八两，学术上，我不敢高攀李院士;生产上，我也不敢高攀肖先生;爱岗敬业上，我也不敢去揩郜松青、贾利的油。但是，我可以学习他们的敬业精神，如果说，我人生的后半程略有收获，那应该归功于这些好人对我的影响，如果说，我人生的后半程一事无成，那只能说我自己不识时务。


        1996年初，公共媒体报道，包头市要公开招聘一批副县级领导干部。我早就想换个地方了，于是报名。笔试、面试、考核，我的各项量化成绩基本都是第一，大概，用人单位也想落个择优录用的名声，就简单地将我的高分数当成了优秀，这样就录用了我;放人单位巴不得我这盏不省油的灯早点滚蛋，于是，稀里糊涂，我就成了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的副主任，这样，我也成为了一名手握“大权”的政府官员。我入道政府官员的第一位掌门人是程先生，程先生对下属的要求十分严格，包括对我们几位副手。程先生长期在市政府工作，抓工作确实很有一套，让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自己做了政府官员，我这才懂得，中国的官场，一把手才是官，余者，都是一把手的手足而已。中国官场就是向上负责的一局戏，老佛爷是有权无责的皇帝，想咋地就咋地。下面的各级一把手，其实就是仅次于上一级的小皇帝。所以，中国官场，只要把你上面的一把手应付好了就足已，下面的人、事，不过就是些垫脚石而已。只要把上一级一把手糊弄好了，其余事，不过就是老佛爷故事的缩小版，是缩小了地盘的想咋地就咋地。用现在说法，地盘大的，叫老虎，地盘小的，叫苍蝇。具体到我自己，因为没当过一把手，一直就是块或圆或长或方的垫脚石。后来，我屡屡被贬谪，其实就是在给一把手垫脚时，总是硌了人家的脚。如此，我知，当孙子也是门学问，一把手要的是真孙子，你被一把手看穿是装孙子，你就真的不是个孙子了，看你个龟孙子能喝几壶！


1999年，因高新区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有一场经济纠纷的官司，我就被单位派往北京专职打官司，所以，这一年，我大部分时间几乎全部滞留在北京，倒不是这场官司真的需要我天天留在北京，而是我自己避嫌，怕在包头干扰了所在单位其它领导成员的工作。


       我在高新区工作时的第二任一把手是苏先生。苏先生大约是2000年1月份到任。苏先生与我同岁，但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工作阅历。苏先生到任不久，就将我从北京召回，而且，明确宣布为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苏先生是谋事、干事的人，黄河大街、稀土大厦等基础设施就是在他手上建成，希望铝业、伊利乳业、洽洽瓜子、韵升永磁等大项目就是在他手上引进，苏先生在高新区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讲话，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在高新区事业发展的同时，要让高新区全体员工实现“三个一”，每人一套房，每人一部车，每人收入达到一百万。于是，征地盖房，在2002年，稀土高新区机关的员工都以略高于建筑成本的价格，时价约800多元/平方米，每人购得一套房。2003年，高新区率先实行车改，制定了合理的优惠政策，高新区员工果然每人一部车。至于每人一百万，苏先生设计，应该是筹备上市公司，高新区员工全员参股来实现。可惜，苏先生于2005年因工作需要调离了高新区，人均收入一百万的目标已不是后任一把手的目标了，一百万就成为了包头稀土高新区发展史上的一段美好传说了。


        我与苏先生共事总共才两年多，从2000年初至2002年10月份。在工作中，苏先生对我高度信任，我也就愿意为他卖命干活，于是，我们就从同事关系成为了朋友关系。我与苏先生的友谊一直保持至今。苏先生离开高新区调往内蒙古自治区驻北京办事处工作。我每到北京，必去拜访苏先生，苏先生回包头，我们也常聚。这倒是应了那句老话，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2002年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布公告，公开招聘20名副厅级领导干部。我征求苏先生意见，苏先生极力支持我报考。我是个书生，考试于我，就是家常便饭。于是笔试、面试，好像两项考试的加权分还侥幸混了个第一。于是被考核，大概是组织上考虑，也没必要非得把一个考分第一的人拿掉，于是，我就搭公开招聘这班车，稀里糊涂地混了个副厅级，被组织分配至锡林郭勒盟，担任副盟长。我于2002年11月20日去锡林郭勒盟报到，于2005年11月20日，因身体健康原因，辞去副盟长职务，自此，提前开始了我的老年生涯。离开锡盟那天，我忽然想到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挥挥衣袖，不带走这里的一片云彩……这年，我43岁。我总是不合时宜，老年从43岁开始。


        我在锡林郭勒盟工作了整三年，365天×3=1095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我曾工作过的同事有刘卓志、白志明、蔚小平、莘文印、牛志美、郁志云……等等，限于作文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出我这些亲爱的同事们的名字了。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死了，愿死去的人安息。有的人已经平安退休了，愿退休的同志晚年幸福。有的人出事了，很可惜，也愿他们在那里吃好、喝好、休息好，倘若外边有需要跑腿的事，望给我捎个信，我当尽绵薄之力。有的人也提拔了，愿他(她)们在更重要的岗位上，为党、国家、人民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在锡盟，我不过是盟级领导里的第二十来把手，锡盟的工作，有我五八，无我四十，故工作上的事，早已模糊淡忘。能记住的，一是吃喝，二是草原，三是一些朋友。


        我们从外地到锡盟工作的这些“走读”干部，集中住在一座公寓楼里，楼下有专门食堂，记得食堂服务的那个女孩有个很特别的姓:寿，我们都称她为小寿，一眨眼，自己离开锡盟已经超过整整十五个年头了，想必小寿已是中寿了吧，祝小寿长寿。食堂的饭虽不奢侈，但确实可口，干稀、荤素、主副等各项中餐要素均具备。锡盟的羊肉真的好吃。


        锡林郭勒大草原，真是名不虚传。尤其到了七月份，草原真的变成了绿色的海洋，一望无际，偶见移动的马、牛、羊，确如一颗颗珍珠洒落在绿色的玉盘里。


        我离开锡盟，只是告别了锡盟的官场，但我并未中断与朋友们的往来。前些年，我几乎每年夏天都带家人和朋友回锡盟，吃肉、喝酒、看草原、探朋友。曹师傅是我在锡盟三年时间与我相处时间最长的人，他专职为我开车，十分辛苦。曹师傅，有空到包头转转，锡林郭勒是大草原，特色是辽阔，包头有个城中小草原，特色是精美。刘勇是我的秘书，肯于吃苦耐劳，常常加班加点。前年见时，知刘勇身体略有小恙。刘勇，要注意劳逸结合，多保重，下次我去锡盟，咱们专题讨论一下健康问题。高建亭，当年是对口我工作的副秘书长，建亭有着良好的道德素养，出色的工作业务能力，我在锡工作期间，建亭默默无闻地替我担当了许多。我辞职后，建亭还蒙受了一些不应有的委屈。建亭，老哥欠你一份情，下次去锡盟，我要专门为你敬杯酒。赵德永，当年的盟旅游局长，后任多伦县委书记，现在已是盟级领导班子里的骨干成员，德永德才兼备，也正是干事业的年龄，祝德永再上台阶。商海忠，原锡盟武警支队队长，后转业至盟政法委任副书记，精明强干，酒风与工作作风一样正派。苗大森，曾经的盟粮食局长，是我尊重的老大哥，酒品与人品一样好。刘明丽，当时的商务局副局长，后任蓝旗旗委副书记、盟供销社主任，女中豪杰，后来，我才知她多才多艺，退休后，又跳舞蹈，又习诗词，把退休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常霞，那时在盟司法局工作，多才多艺，积极上进，现在是盟文联主席，我经常在媒体上看到，锡盟文联举办了不少丰富多彩的活动，常霞，为你点赞。当然，我在锡盟还有许多好朋友，借此文，一并向你们问好！
        如果说，包头是我的第一故乡，那么，锡盟绝对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迷茫的中年时代止步于锡林郭勒盟官场。43岁后的老年生活会顺利吗？不得而知……


      (未完待续)


2020.12.12

高嘉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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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爱上包头，给力！加油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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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非常给力的！赞赞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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