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久冰 | 《再回首》(一)

谷夫

稀里糊涂，我就到了退休的年龄。近日，接公家电话，云，你退休的事可以办理了。我脑筋一时转不过弯来，冷静后，才想起，退休是自己申请的，既批准，则当办理。只是感慨，我还没有好好活，怎么就该退休了呢？于是，辗转反侧，就不免想到了从前、现在，或许还有可能的未来……


           一、饥饿的童年时代


      我估计，每个人的童年记忆，多数是别人叙述里的故事，真正对童年的记忆，也不过是对别人叙述的放大。我的童年也不例外，母亲和姐姐说，我小时候，总是觉得饿，有吃手的毛病，很晚才改正，见碗就端，不管碗里是什么，端起来就喝，这与我从小喝米汤长大有关。倘若就我一人挨饿，那无疑是我爹娘的责任，我记得哪一条法律上说过，抚育未成年子女成长，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在我长大后，知道了，儿时，不仅我挨饿，我们全家人都挨饿，全村人都挨饿，那时农村的体制是集体合作，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上面是大队，大队上面是人民公社，如此上推是县(旗)、市(盟、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家，那时，也不仅我们村人挨饿，全公社、全土默特旗、全包头市、全内蒙古自治区、全国人民都挨饿，如此，我当然就不怨恨我的爹娘了。据说是三年自然灾害，不过，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全国七千人大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坦言，这几年饿死这么多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据有专家推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非正常减少人口约三千万以上，其实，就是饿死了。但是，我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了，感谢政府感谢党，全国饿死三千多万人，能让我活至今天还在饶舌。


      我虽然活了下来，但对儿时的饥饿，还是有着强烈的记忆。儿时，最好吃的饭，当然是过年时的那顿饺子，馅儿里有点羊肉，多数都是开水焯过的胡萝卜丝，大概六、七岁时，我就能吃两大海碗饺子，估计有四、五十个，每每吃完饺子后，肚子撑得溜圆，都不敢打嗝，最后一口饺子就在嗓子眼，双臂伸直向上延伸，能感觉到那最后的一囗食物顺着食道慢慢下移。


      平时的饭菜，早晚均是稀饭，就点烂腌菜，略有改善时，是黑豆糊糊，其实就是熬稀饭时撒少许黑豆面，有豆香味，儿时，我一顿饭就能喝三到四大碗黑豆糊糊。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多数都是蜘蛛型体形，细胳膊细腿大肚皮，估计就是那时留下的后遗症。我现在都惊奇，我儿时的胃竟有那么好的弹性系数。后来，给我幼小的女儿念童话时才明白了，那篇童话叫《胃的告白》，我的名字叫胃，我有弹性，有的小朋友不懂得爱护我，常常把我撑得很大……


      我觉得，饥饿不仅会给人的外在体形留下后遗症，而且会对人的智力发育乃至社会风气都有影响。据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说，对火的发现并利用，是人类与大猩猩的真正分水岭，火是人类逐渐走向地球生物链顶端的关键因素。火使人的猎物变熟，熟食的蛋白质较生食更容易被人消化吸收。大量蛋白质的摄入，是人脑发育的基础条件，如此，人的脑容量就渐渐增大，将其它动物远远甩在身后，即使人类近亲大猩猩，其脑容量与自身体重比，较人类的差距何止以道里计。当然，我们乃至上溯万年的祖先，均以熟食为平常，但能否饱食则不一定，饥饿始终是人类文明史的一道硬伤，尤其中国。怪不得，我们这一代人多有小聪明，难有大智慧，估计与童年时的饥饿有关，饥饿使我们的身心发育不健全，特别是大脑发育不健全，要不，钱理群教授曾感慨，连北大、清华培养出来的学生有许多都是精明的利己主义者。利己不需要智慧与灵魂，只需动物本能就足够。


      人类大脑发育后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有了人类文明。我们今天说的人类历史，与人类文明史是同义语。人类文明史以前的人类历史不过就是地球自然史的一部分。中国后来发生了那么多反人类、反文明、反科学的事件，主要原因大概就是中国人大脑的蜕变，大脑蜕变的主要原因大概就是饥饿。


      我的童年时代，不仅在饮食方面饥饿，精神方面更是饥饿。以我现在的认知，人类基本的精神需求特别是儿少时期的精神需求至少应包括科学常识和友爱。而自己能听懂父母的语言及略有记忆起，所知道的知识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闻所见的社会现实就是对一个人的崇拜，之外就是随处可见的批斗、批判，毁灭一切与传统或外国有关的东西，如我们村里人家仅有的几部古旧书，如村西头的龙王庙等，均在销毁之列。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惊恐、破坏、仇恨的情感。我们的认知上，觉得伟大领袖就是万能的神，觉得我们的贫穷与饥饿全都是美帝和苏修的捣乱所造成。我们相信喇叭里和报纸上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当然，自己在进入青年、中年、老年后，才渐渐认识到，自己童年时接受的知识几乎全是谎言。


      童年的饥饿，给后来的我还是留下了不少后遗症，除了外在的蜘蛛型体型，更有内在的脑残。我的脑残倒不是表现为精明的利己，而是一贯地不识时务、侃七愣八(半傻)，至今也如此。咳，饥饿害死人。


      饥饿造成的另一种社会危害，就是埋下贪官污吏的种子。人成年后的贪腐与儿时的吃撑是同一道理，生怕没有下一顿了，逮着机会就死劲吞，一定要将胃撑到极限，有的人甚至到撑死。所有本能欲望的放纵，都是一种吃撑的变相。


      我的童年，基本上就是在年年1094顿饥饿(365X3=1095-1)、1顿吃撑(过年吃饺子)的单调循环中走了过来。


        二、革命的少年时代


      我的少年时代应始于1969年9月，那年，我开始上学。那年的大事件就是中共“九大”的胜利闭幕。大概是那一年的春末夏初，夜半时，生产队的大喇叭响了，社员们，赶紧起来哇，都到生产队集合，庆祝党的九大胜利闭幕了……我还小，跟着大人们看热闹，大人们的队伍也稀稀拉拉，民兵营长走在队伍中间，肩上还斜背了一把三八大盖，枪管前还佩有刺刀，民兵营长就带头喊起了口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坚决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上学后，我很快就加入了红小兵，学校发个菱形的小塑料牌牌，用别针别在左臂衣袖上，牌上写着毛体“红小兵”三个字。记忆中，红小兵建制也是依着部队的叫法，一个班级为一个排，一个年级三个排为一个连，五年级以下为一个营。我好像当过红小兵的排长，后来还当过连长。六年级以上就是“红卫兵”了，记得当时双龙学校红卫兵的最大首领是比我们高年级的云祥祥和刘志忠，他俩后来还分别做过我们班级的辅导员。那时，他俩虽然也是学生，但颇有领导范儿，讲话声音宏亮，而且出口成章。听说这二位学兄后来走上社会，还真都当了领导，云祥祥好像当过二电厂工会主席，刘志忠当过土右旗乡镇领导，想必这二位老兄现在应该都退休了吧。


      学校也经常组织开批斗大会，有时也参加公社组织的批斗大会。学校批斗会上，记得台上低头站着的批斗对象好像叫曹善成，长眉毛老头，什么罪名，我早已忘记。批斗会后，有人指着台下的一位高个子女学生说，那就是曹老师的女儿，浓眉大眼，皮肤白晰，紧抿的嘴唇表达出她内心的倔强，但脸上看不出任何的喜怒哀乐来。曹老师的女儿应该是双龙学校高年级的学生，她的举止与我们学校绝大多数的村里女孩不一样，后来，我看书才知道有个词，叫:气质。今天回头想，曹老师的女儿在当时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气质好。我成年后从影像资料里看到一位港台歌星高胜美，一下子就想到了当年曹老师的女儿。现在反思，台上站着被批斗的父亲，女儿还得在台下与其它学生一同参加批斗，一同振臂呼口号，这对一个青春少女是一种怎样的心灵摧残和煎熬啊，难道革命就必须要以泯灭人性为代价吗？想必，如今曹善成老师大概已作古，曹老师的女儿应该也是六十几岁的老太太了。但愿曹老师的女儿安好。


      公社的批斗大会，规模当然更大。长条桌一溜摆开，被批斗的对像大概有七、八个人，每个人胸前一个大木牌，以细铁丝挂在后脖子上。公社革委会主持人一声令喝，带反革命分子XXX、带投机倒把分子XXX、带地主分子XXX……上台来，就有几个持枪的民兵将这七、八个“坏人”押上台来，几乎都是些中老年男人，面无表情，走在“坏人”队列最后边的是一名女“坏人”，当时，应该在四十多数。今天，对那几名男“坏人”的姓名、罪名早已模糊，但对那名女“坏人”却印象深刻，她除了挂一个大木牌外，还额外被挂了一双破旧的鞋在胸前，木牌上标的名字是:李兰半。这些“坏人”们依次走到长条桌前，笨拙地自个爬上桌去，然后面向台下的众人，将腰弯成近乎九十度，大木牌就在脖子下晃来晃去，李兰半也不例外。台下围观的一些男人指着台上的李兰半，嬉皮笑脸地喊道，破鞋…破鞋…至今，我也不清楚李兰半是因为什么罪行被批斗。

      大概在我七、八岁时，记得双龙供销社前面的这条主街两侧摆满了各种泥塑人物，但人物均被变形丑化为各种动物，如狗样、猪样、蛇样，等等，今日还清晰记得，被丑化的人物有乌兰夫、云丽文等人。


      大概在小学三、四年级时，社会上流行批判“师道尊严”，鼓励学生批判老师。记得，我村的四皮叔与我同班，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刘金师老师，四皮叔就给刘老师贴了大字报，内容无非是当时流行的一些辱骂与恫吓的语言，下面落款:革命小将 郭云焕(记忆中四皮叔是这个官名)。当然，四皮叔的大字报，不过仅仅是当时学校满院满墙大字报中的一例，只因四皮叔与我同村、同班，故我还记得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再后来，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林，知道是批林彪，但为什么与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挂上钩，当时确实不解。不过，以我们当时接受的教育，只要是广播、报纸、文件里说了的，就一定是对的。批周公，对当时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更是一头雾水。现在成年了，再加阅读相关资料，略知当年政治运动的一、二。批林要拽上批孔，核心是反对复辟，孔子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复礼就是复辟到春秋战国前的周礼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资料汇编上，好像有林彪手书的孔子语录，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林彪已死，林当然不会再复辟了，但活着的人会不会翻文革的案，会不会复辟到文革以前甚至一九四九年以前，这是伟大领袖最担心的问题。领袖自己说，我这一生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那个小岛上，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看来，连八年抗日战争，在毛先生眼里也算不上大事。毛先生当然知道，当时，有能力复辟的，不过二人，一个是身边的臣相，当代的周公，故借批古代的周公，以警示当代的周公。另一人，则是二次复出的邓公，所以，才有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今日好奇，想知道那个古代的周公究竟是谁？原来，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之一，周武王的弟弟，姓姬名旦，帮助武王伐纣，辅佐侄子周成王理政，一生干得就是宰相的活儿。彼周公，实在近似于当代的此周公。所以，批周公，对于时任总理周恩来，何止是含沙射影，几乎就是指桑骂槐了。据说，后来，还是毛先生自己发现，红色江山，在当下最合适的管家，还是非周莫属，于是，才叫停了批周公，可惜，为时已晚，此时周已遍体麟伤，不久便驾鹤西去。周去世后，不到一年，中国的现代史终于转折。


      自我上学起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当时，最流行的口号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就是要彻底砸烂旧世界，不符合革命领袖与革命小将意愿的都是旧世界。革命，当然就是要人命，既然要人命无罪，那么，宋彬彬___伟大领袖为其赐名宋要武率红卫兵打死校长卞仲耘也就不足为奇了。自己于史于哲均是外行，仅仅凭着一点人类共有的常识思忖，“革命”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长盛不衰？以我陋见，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当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儒家的核心，若用一字概括就是:礼，礼的内容不过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的总纲就是君为臣纲，君就是皇帝。君为臣纲译为白话就是，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绕来绕去又绕到革命上去了。法家的兴盛，不过就是儒家的延伸，只不过法家不绕弯，直接以“革命”上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专制和革命是同义词，只是语境不同。专制和革命的共同本质就是杀人不偿命，还能获益。鲁迅说，翻遍中国历史，只看到两个字:吃人。吃人不过是革命的口语话，吃人与革命一个意思，就是要人命。为什么革命可以畅行中国历史两千余年？还是革命领袖熟悉中国历史，领袖指出，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革命领袖说的这些真理，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的人民，其实就是中国的农民，农民进了城还是农民工。我们常说小农意识，其实就是几千年的中国主流意识，自私，活在当下，物欲横流。革命的号召者，目标很明确，就是革了那个皇帝的命，我作这个皇帝，从此，天下就是朕，朕即天下。李逵不过是喊出了宋江及梁山一干人的心声，打到东京去，夺了鸟位。响应革命号召的人目标也很明确，不过就是聚众要人命，并把那人命下的财物抢一部分归己有，革命领袖拿大头，自己拿小头。打土豪就是要人命，分田地就是分赃。革命运动就是聚众要人命，根本不偿命，还能得油水。如此，在破坏一个旧世界上，革命领袖与革命群众一拍即合，都能在破坏的过程中获益。可惜，在进入和平稳定、建设一个新世界阶段，革命领袖与革命群众的矛盾便会渐渐尖锐起来，领袖的目标是专制肥己，群众的目标是革命肥己，但社会的财富与资源是有限的，给革命群众让利多了，领袖就少了;领袖占多了，革命群众碗里的东西就少了。革命领袖(皇帝)的专制与革命群众(农民)的自私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农民就又想推翻皇帝，如此，新一轮革命又重新开始，如此循环往复两千余年，直到现代。所以，“革命”的意识是流在每个中国人血液里的东西，只要有机会杀人获益零成本，谁都愿意参与。美中不足的是，革命胜利后，皇帝和农民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觉得朝不保夕，谁都不知道下一次革命何时会突然降临。


       自己少年时，满脑子何尝不是革命无罪的理念。只要以革命的名义，谁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当然，革命的循环，不仅仅只在东方中国上演，在欧美国家也曾上演。只不过，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每个鲜活的人的生命才是这个世界最应该受到尊重的主体。而每一场革命，都是对人类生命的践踏。于是，在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中，就逐渐形成了一些不要人命的理念与制度，直至今天，还在欧美国家普遍坚持和采用:如人文主义、民主议会制度等。


       可惜，我从少年时代起直至现在，耳濡目染的政治环境，主流好像仍然是革命。


        三、求知的青年时代


        1979年，那是个夏天，我离开了生活了十七年的土默川，来到了海河畔上大学，自此，告别了自己革命的少年时代。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我的青年时代，开始于十七岁。


        我所就读的天津大学有着良好的学术传统。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可以说，北洋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其校训为实事求是。相当于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职务的就任者，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盛宣怀。


       是天津大学真正为我打开了知识的窗户，同时，也让我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我们班共29名学生，其中，唯一的一名女同学陈皑在一学期后转走，说来也是缘份，前些年，我与爱人去美国探亲，想去美国西海岸看看，经打听，陈皑就在美国加州南部的圣地亚哥，联系上后，陈皑同学热情地邀请我和爱人过去。圣地亚哥真是一座美丽的海边城市。陈皑同学和家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夫妇，其盛情至今难忘，行文至此，对陈皑同学再次说一声,谢谢你和家人的盛情。陈皑同学从我们班转走后，我们班又转来一名男同学伍益。前些年我去深圳时，伍益和葛同学还热情地接待了我，同学情，好温暖。


        同学们不论家庭出身如何，相互之间都亲若弟兄，我们既有紧张的课堂学习，也有各自不同的课外生活。自己参加了天津大学文学社的创立和后续活动，由此，还结识了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的一批朋友。


       学校图书馆真是个好去处，这里除了有种类齐全的专业书籍、期刊外，还有各种报章杂志，特别吸引我的是各种社科杂志和文学杂志。坦率地讲，四年大学期间，我在图书馆几乎未借阅过一本学科专业书籍，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几乎全看专业以外的闲书了。从学校图书馆一楼东侧的阅览室里，我知道了卢新华、刘心武、遇罗锦等人的伤痕文学，知道了食指、舒婷、北岛、芒克、顾诚等人的朦胧诗，知道了徐迟、理由等人的报告文学，知道了蒋子龙、冯骥才、张洁、王蒙等人的小说，知道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等大家，也知道了外国的拜伦、雪莱、雨果、巴尔扎克、惠特曼、欧.亨利、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


        是天津大学和天津大学的图书馆以及天津大学的那些大师们如史绍熙、张建侯、余国琮、赵今声等先生让我知道了学海无涯，让我学会了在真理面前要谦卑。


        在7#楼的实验室里，我和班里的其它同学，完成了我们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从U3O8到∪F4的化学转化率研究》，专业课程让我知道了原子弹爆炸、氢弹爆炸、核电站运行是怎么回事。教我们专业课的老师有王同生先生、王榕树先生，还有一位徐(或许?)先生(名字已忘记)，他们都是敬业的长者，给我们打下了较好的专业基础。后来，我们班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成为了不同专业的骨干人才，而且有近三分之一同学一直坚持在中国的核工业领域，对中国的国防工业和核能和平利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自己大学毕业分配至核工业系统在包头的企业。虽然上班了，但自己读书学习的兴趣始终未减，这要感谢天津大学对我的培训。挣工资后，我有条件自己买书了，于是，除了上班时间外，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或在市里的各个书店盘桓、或在单身宿舍读书。可以说，从83年大学毕业到85年调任总厂团委工作前的这两年，是自己一生读书的又一个黄金期，那时年轻，精力旺盛，一册两、三百页的书，顶多用两、三天就可读完。粗略估计，两年七百二十天，大约读书有两百多册吧。读书，不仅增长了我的知识，而且，自己感觉到，好像头脑里有灵魂在滋生，我经常能听到这个灵魂在与我交流，应该这样，不可那样。


        现在想，自己读书求知的生涯大概就中止于1985年中的这次转岗。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可以说，85年以前，我一直在求知，85年以后，我踏上的便是一条求生的路了。如此，我的青年时代便戛然止步于1985年，那年我23岁。从此，过早地开始了我跌跌撞撞的中年谋生生涯。历史不能假设，假设我继续吃专业技术的饭今天会是怎样？假如那时我调到一个文化单位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今天会是怎样？真的不得而知。萨特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理是天理还是人理？大概只有上帝知道。


         (未完待续)


20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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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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