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商业概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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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地处漠南，北依大青山，南临黄河，铁路、航运横贯东西，交通运输十分便利。新中国成立前素有水旱码头之称，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商业重镇和皮毛、药材集散中心。包头建镇始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迄今已有一百八十余年的历史。早在康熙年间即三百多年前，包头就已成为村落，由口里迁来定居的汉族人民从事农业生产，那时虽有一些旅蒙商人过往包头深入牧区从事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但多系肩挑小贩。建镇后，坐商、栈店增加，出现集市，商业贸易才有了发展。道光三十年（1850年）托克托县河口镇被水淹没，黄河口岸移至包头南海子，包头地区成为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的交通枢纽和皮毛集散地，城镇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1923年京包铁路全线通车，包头由镇改为设治局，1926年正式改为县。开始冲破了地方市镇的类型，与北方第一商业名城、国际港口——天津联结起来。从此，包头工商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

1939年，日本人站在转龙藏高处拍摄的包头城但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的封建统治，包头的经济也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深深地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加以民国以来军阀混战、日寇侵略，兵连祸结，以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社会长期动荡不宁，包头工商业时盛时衰，经历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蒙古行亦称旅蒙商，是包头起源最早的商业行帮。包头形成市镇后，旅蒙商中的一部分转为坐商，一部分仍以包头为起落点，深入乌、伊、巴三盟接近内地的边缘牧区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用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取牲畜产品。这些旅蒙商大多来自山西代州、定襄、河曲等地。春来冬回，尤以代州人居多。清同治年间，蒙古行有了较大的发展，除行商不断增加外，坐商也持续增加，而且有了一定分工。有米粮蒙古行和综合蒙古行。这两类蒙古行资本大，人员多，深入的地区也较远较广，有的甚至远达蒙古和新疆地区。也有的蒙古牧民用骆驼驮上各种皮张来包头直接换取货物。综合蒙古行多为蒙古行中的大户，从业人员约30~200人。他们除了用布匹，生烟、砖茶、日用百货、鞍韂、珊瑚、玉器等货物交换牧民的牲畜、皮毛，药材外，有的还在牧区经营缸房、油房和米面加工业。蒙古行商人一般会说蒙古语，熟悉蒙民的风俗习惯。他们也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做外蒙古生意的称为“集锦社”，做内蒙古牧区生意的叫“聚锦社”。牧区地处偏僻消息闭塞，旅蒙商在与牧民交易时，不等价交换情况严重。当时一块砖茶可换五只羊，或一匹马，或30多斤羊毛，一个鼻烟壶换一匹马，三斤高粱换一张羊皮，即一元的货物可换五元的东西，有的利润甚至高达十倍。因此许多人竞相投资蒙古行。到清末，包头蒙古行大小商号就有300多户，从业人员2100余人。著名的蒙古行商号有复义兴、大义德、大顺德、大巨德、成记、大德生、忠厚和、合义隆等。道光年间复义兴还向清政府请领到“龙票”一张，票价五十两白银，由各商号均摊，执“龙票”去蒙古进行贸易，收购牛、马、骆驼及各种皮张药材。统计过蒙古行坐商和商贩从外蒙古和内蒙古各地牧区换回和收购的粗皮每年达70万张，价值200多万元，绒毛600多万斤，价值600多万元，若将金银及贵重药材等计入，总价达1100多万元。这些货物除销售国内外各地，有的蒙古行专门经营出口业务，或为外国公司当买办。

旅蒙商驼队蒙古行的发展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如皮毛牲畜业、货店业、粮食业、药材业等。同时制革业、毡毯、靴鞋、铜匠、银匠等手工业也都相应地速度发展起来。皮毛业是在蒙古行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在包头经济的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有“皮毛一动百业兴”之说。皮毛牲畜业原为同行业，因营业的发展迅速，毛与皮、皮毛与牲畜开始分业经营。也有不分业的，如天顺恒、双顺裕等。分业经营的皮毛店属行栈性质，一方面留住客商，一方面代客买卖、存放、转运。货物的来源，有的来自蒙古行商贩，有的来自甘、宁、青、新西路客商，有的来自伊克昭盟和安、定、靖三边的边客；也有的是小皮毛贩子从农牧区收来转卖给皮毛店的。外地客商随同货物住在店内，待价出售，出售后店方收取佣金。佣金普遍为二分。包头最早专营皮毛的是公义店，于道光八年（1828年）开业，光绪六年（1880年）分为三家，即明远堂、公义店、恒义德。在光绪年间先后开业的有广义公、天源恒、广恒西、义同厚等。后来营业最好、资金最大的是广恒西。广恒西光绪十九年开业时，资金只有5850两白银，经营皮毛与牲畜，头三年结账就盈利五万两银子，以后每年佣金收入都达六万两白银。截至1938年，包头大小皮毛店共有25家，合计资金十余万元，职工约七百余人。广恒西因财多店大，其经理董五三、覃锡树曾先后担任包头商会会长。据统计，民国12年京包铁路通车后，在皮毛贸易方面，包头与天津的汇兑总额每年即达两千多万元。民国25年（1936年），绒毛集中在包头销售的总量为2617万斤，其中绵羊毛35万斤，白山羊毛3万斤，白山羊绒10万斤，驼毛710万斤，民国24年皮张的销量为:绵羊皮5.693万张，山羊皮8.4978万张，羔子皮10.7613万张，狧子皮11.7534万张，牛皮911万张，马皮575万张，骡子皮7万张，总计，各旗县在包头集散的大皮约2100万张（《包头史料荟要》第七期）。皮毛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我国西北地区和内地的贸易，促进了包头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繁荣。货店业是代客存放货物、介绍交易从中抽取佣金的行业。其组织形式与皮毛店相同，由货栈、旅店、经纪人混合组成。货物的来源，部分从产地和发达地区购进，部分由外地客商发运来包出售。货物品种包括京广杂货、绸缎布匹，糖茶烟酒、服装鞋帽、少数民族用品等。这些货物一部分售给本地中、小商店，一部分批发给省内西部城镇，大部分则卖给甘、宁、青、新的皮毛客商，转运上述地区。因此包头不仅是西北地区皮毛、药材的集散中心，实际上也是内地和沿海货物销往西北地区的转运中心，20世纪30年代这种货店曾盛极一时，发展到20多家，员工共250余人，年营业额80多万元。较大的货店有复新和、义德成、隆裕泰、福巨厚等。资金雄厚的货店除代客存放外，还自营购销业务，较大的货店不但有营业场所，还有设备齐全的大仓库和舒适的客房，并聘请技艺高的厨师为客商做饭，服务热情周到，货店特别讲信誉，存放的货物均精心保管，保证不霉坏，不变质，不短缺，如有损坏，按价赔偿。越是信誉好的店铺生意就越兴旺。1934年复新和货店起火，烧毁了价值六万多元的货物，店方全部按价赔偿，货主未受分文损失，信誉之佳，备受称赞；因而财源更加茂盛。从1934年至1940年，该店的财产达到30万银圆。粮店业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与皮毛、药材并称为包头三大行业。包头除有不少专营粮店外，52家六陈行中有2/3的粮店业务。原绥远省最大的产粮区——河套地区大部分外销粮食都是通过黄河运到包头经销，每年开河期间，黄河水面上每天都是三四百只木船往返于后套与包头之间，运输粮食和其他货物，一派繁忙景象。运进的粮食，每年约十二三万石。后山和伊克昭盟各地的粮食也都运来包头销售。包头每年存粮不下30万石，油300万斤。这些粮油不仅远销山西、陕北等地，火车通车后，北京、张家口等地的粮商也纷纷前来贩运。粮店的组织形式，各个时期有所不同，有市口店（俗称倒粮盘），河口店（专做后套河运粮食买卖）和现粮店之分。市口店主要是买空卖空，一般不动用粮食。交易的货物是糜子、高粱、麻油三种，按标（一季度）、骡（一个月）用粮食价格涨落论赔赚。乾隆初年，山西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的广盛公粮油店，为了赚大钱就做起了买空卖空的市口店生意，其后有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通和店、义盛店、公义合店、广生店等。由于1932年米价大跌和1933年废银两改元的影响，不少市口店倒闭。有些老号如复盛西、通和店和新开设的吉履谦、复巨谦等虽继续从事市口店生意，但做了新的规定，只限于糜子一种。市口店一直延续到1937年日寇侵占包头，以后就消失了。从事河口店的有三合元店、集义公、义和永、永和长、复新和等。大的河口店全年经营的粮食达两三万石。1928年包头大旱，后套地区粮食丰收，河口店乘机高抬粮价，大发横财。日寇侵占包头后，水路交通停滞，河口店亦相继歇业。现粮店的经营方式是自购自销，除供应本市市民需要外，还供应牧区牧民，也从事经纪人业务，为买卖双方从中介绍，索取佣金。较大的现粮店有复盛西、义盛泉、通和长、广顺长、公合兴、恒兴长等。总得来说，粮店业在沟通粮食产销、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方面起了有益作用。但是在粮店、六陈行中，掺假弄虚、斗秤哄人、欺骗顾客和农民的情况也是严重的。过斗秤的店员都经过专门训练，过斗时进多出少，一出一入每斗（三十斤）相差一升（三斤），打油打酒每百斤相差二斤。有些粮店、六陈行还乘农民之危，在农民青黄不接急用钱之际，以半价购买农民未成热的禾苗（即青苗，秋后交粮，俗称“卖树梢”），盘剥之重，较高利贷者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粮店大户还凭恃雄厚实力，囤积居奇，把持行市。如广生店经理胡振业买下胡油数千斤，适胡油落价，胡即派人四处收购胡油，并将部分胡油倒入黄河，以抬高胡油价格。胡振业不断翻滚粮盘，倒来倒去，最后终因失算使广生店破产，落了个尽产还债，把店院和铺面卖给了屯垦督办公署（在今东河区胜利路中段路北）。随着蒙古行、皮毛业、货店业、粮店业的发展和市镇规模逐渐扩大，包头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清末民初（1911年前后）河北和京、津等地商业资本继山西资本之后，纷纷来包组织分支联号和开设门市,经营丝棉、百货等批发零售业务，规模较大、名盛一时的德华兴、通彩华、大德成、恒巨兴等，就是这一时期开设的。当时在包头“大行”（商会）之下，组织九行十六社，拥有工商户一千一百余家。九行是商业性行业，即米面（包括粮店、六陈行）、皮毛、牲畜、旅蒙、杂货、货店、纸烟、煤油、药材、钱当。十六社是各种手工业行社。商业在整个工商业户中约占半数以上，每年进出口总值约为白银一千万两，全市流通总额的80%左右。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包头商业急剧发展，商业行业拥有钱当，京货、棉布、杂货、皮毛、牲畜、货店、药材、粮店、纸烟、运输、镶牙、钟表、照相、理发、浴池、饮食、肉业、旅店等二十二个行业，大小商号一千多户，特别是中间性的皮毛行栈更为活跃。1934年—1938年，包头工商业臻于极盛，工商户发展到二千多家，进出口总值增至三千万元以上。城内店铺林立，摊贩处处，客商云集，货物充沛，一派繁荣景象。丰富的皮毛等物产资源，引起外国帝国主义垂涎，光绪十年（1884年）以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魔爪逐渐由沿海和内地伸入到西北边陲地区。他们勾结天津的一些新兴买办资产阶级，纷纷来包头开设洋行，凭借“三联单”的特权，不受关卡税收的限制，横行无阻地大肆掠夺包头和西北地区的皮毛等畜产品，通过天津港口运出国外。据统计，到民国元年，当时只有四万多人口、十几平方里土地面积的包头城内，外国洋行就有十四家。其中有英商平和洋行、慎昌洋行、聚立洋行、安利洋行、俄商隆昌洋行、美商恰和洋行，还有日本和德国的洋行等。光绪十八年（1892年）天津的英国仁记洋行派人来包一次就收购羊毛绒三十万斤。天津新泰洋行的买办组织天泰公在包头设立了三处支号（天仁长、天聚长、天泰合）。在“五四运动”前夕，帝国主义洋行在包头收购的皮毛就占市场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另据民国二十八年的统计，四年内外国洋行从包头外运的皮毛总量为:


驼毛       120万斤     羊毛1000万斤
角羔皮    10万张    狐皮10万张
山羊拔绒皮15万张    山羊板皮20万张
牛马皮    10万张    狗皮3万张
猞猁皮    2000张    扫雪皮3000万张

外国洋行多雇用华人经营联系业务，这些华人被称为买办（有大小之分），当时包头较大的买办有广东人林左承，他还一度借名开设林和洋行，并在包头买下房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遭受战争创伤，经济萧条，接着又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洋行业务缩小；加以当时绥远土匪已多，“哥老会”变为土匪组织，抢劫、枪杀事件时有发生，运输货物不能保证安全，洋行遂纷纷撤离包头。


来源：老包头记忆 (寇文庆编辑制作)

编辑：杨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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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地处漠南，北依大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