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与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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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走西口”这一社会活动密切相关，包头形成时期最重要的发展基础——农业与商业，正是在走西口这一社会活动的促进下发展而来的。包头形成初期的人口结构、社会文化无一不深深打着西口文化的烙印。

一、西口之位置与走西口

        对于清代的西口,目前看法比较一致，认为先后指杀虎口（今山西朔州右玉县）和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但对于走西口却有不同观点，一种认为走西口是指长城以内的山西、陕西以及河北、河南、山东等内地人民通过西口进入内蒙古草原地区垦荒、经商的活动；另一种认为是内地人民经过西口到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西部谋生的社会活动。通过阅读作者较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走西口主要涉及内蒙古西部地区，即当时的土默特旗（包括今天的呼和浩特、包头二市,土左、土右两旗，托县等地）、原伊克昭盟（辖境范围大体相当于今鄂尔多斯市全部及巴彦淖尔市南部县市如临河、五原、磴口的全部，杭锦后旗南部，乌拉特前旗南部，乌海市海勃湾区）、后套(今巴彦淖尔市大部分)以及阿拉善盟等地。清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交通闭塞，长期只居住着蒙古族，经济以单一的游牧业为主。大量的中原人民进入这里,开垦土地、经营贸易。包头的形成与城市发展也与走西口有着紧密的联系，包头地区的文化发展也与其有关。不仅是包头，整个内蒙古中西部农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草原文化与内地文化的联系，内蒙古西部的文化与艺术与走西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走西口是“西口文化”的核心内容。对于进一步了解内蒙古西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成因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清代走西口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主要产生于晋北的河曲、保德、偏关、朔县、右玉以及陕北的府谷、神木、横山、榆林、靖边、定边等县。这些地区的人民长期以农业为主,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但迫于当地土地贫瘠、自然灾害严重、人地矛盾突出,不得不走西口。同时，清代走西口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活动，仅雍正、乾隆时期涌入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内地人民就多达数十万。内地人民历尽艰辛来到边外,除了垦荒种植,许多人还经营贸易。他们或驮运深入草原、或建立货栈和商号,以品种繁多的中原地区的物品交换蒙古的畜牧产品。既丰富了蒙古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加快了蒙古牧区与内地经济的一体化,也推动了内蒙古西部重要城镇的形成。

二、包头的形成与走西口

        明末阴山南麓为土默特部占据，已有定居的农民。但就包头故城，现今包头市东河区管辖地并没有定居者，是土默特右翼六甲地。蒙古族巴氏世族等是以畜牧业为主。清初，政府严禁汉民流入边外。顺治十二年（1655），明文规定：“各边口内旷土，听兵耕种，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到康熙年间，康熙亲征噶尔丹时包头故城仍是一片草地。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开辟归化、张家口、多伦诺尔等互市边域。康熙四十六年（1707）“今巡行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从康熙年间到嘉庆年间，面对流入到蒙地的汉族、回族日渐增多，清政府也只好逐渐同意定居编甲入籍，这样包头城故城由无人定居到形成村也就成了事实。从现存的包头回民古墓群的碑文来看，乾隆初年来包定居的有河北沧州王家射村人王修、其孙王大兴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生于包头。山东武定县人白三木，其孙白可德生于乾隆35年（1770）。白三木、白可德均葬于古墓。回民古墓中有碑文可查的生于乾隆年间的达18人。汉族最早来包定居者有据可查是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姓，乔姓是乾隆元年（1736）来萨拉齐老官营村谋生的，后移居包头城西脑包。这期间，山西、陕西、河北省等地的汉人从长城以内拥入包头一带，集居于今东河区的代州营子（东河村）、北梁、转龙藏、召梁一带，筑土房，建民宅。还有一些人为给关内关外做生意的人提供方便，在今天的瓦窑沟南一带开起了车马大店和饮食摊铺。雍正以后,清政府仍严厉推行“封禁令”，但又无法解决口内日趋严重的民地矛盾,流民违禁出边和违禁开垦日益增多，甚至出现了流民出边涌入蒙地的移民潮。为此，清政府便采取了权宜之计，雍正时实行“借地养民”政策，下令内地灾民可往口外蒙地开垦土地谋生。乾隆年间又再次重申:“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出发”。此令一开，走西口的人数猛增, 嘉庆朝“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记”，促使走西口进入高潮阶段。随着走西口的兴盛，内地农民大量流入口外开垦种植，并帮助许多牧民逐渐掌握了内地选种、施肥、开畦、培垄、兴修水利等精耕细作的技术，使内蒙古西部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雍正朝以后，来包头、萨拉齐县一带垦荒的人逐渐增多，并由“雁行”（指象大雁等候鸟一样春来冬去。草原神山注）发展到定居。乾隆、嘉庆时期，大多聚住今东河村，因山西代州人居多，故东河村又叫“代州营子”，其他分散在东脑包、西脑包、南龙王庙和南海子一带。

         包头人口的激增，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大发展的机会。其中以皮毛业、旅蒙商等行业发展最为迅速。包头地方戏二人台《走西口》中的这样的几句，“远离家乡忻代州，学会蒙话草地走。换回皮毛赚大钱，千里迢迢奔包头”充分说明当时包头商业的发达。晋陕一带的旅蒙商人牵着长长的驮队来到包头，远一点的要去到大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他们带来了内地的手艺，各种商业行业如铁器行、酒米行、成衣行、棺材行等大量兴起。后来渐渐形成了以地方名字称呼的行业，如代州社、河曲社、忻定社等。随着托克托县河口官渡及土右旗毛岱官渡的废弃，南海子、二里半两处码头建成。“皮毛一动百业兴”，从此以后，包头就成为“西北商业重镇”、“水旱码头”和粮食、皮毛、药材的集散地。其时的包头，确实成了联接中原与大漠南北（蒙古）、华北与西北的枢纽。1911年，包头一度改称包东州。1923年，平（北京）绥（绥远即呼和浩特）铁路建成通车到包头，来自蒙古、甘肃、新疆、青海等地的皮毛产品都要通过包头运往内地，运往天津口岸，而内地的布匹，绸缎、糖茶、酒烟类、大小百货也要经过包头再转往蒙古和大西北。那时的南海子码头，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皮毛筏子停满黄河河道，山西陕西青海等地的各种方言交织成一片。到1926年，包头人口已经增加到5万余人，九行十六社就成为包头的商号代表。包头地理位置的日趋重要和商业的繁荣，也与中国近代史上经济社会的变迁有密切关系。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中国的原料与市场，并逐渐向内陆地区发展。1892年，天津英商仁记洋行开始来包头收购大量皮毛，以后，英、德、俄、日等商人相继在包头成立洋行，共达十几家，形成了西北地区皮毛集散地，“皮毛一动百业兴”，大量皮毛经包头到天津出口，包头成为西北通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历史上周边地区如乌盟、巴盟、伊盟等地区经济落后，物产单一，产品大多经包头外销，又经包头运回生产生活资料如布匹、日用百货、烟、茶、糖等，还有进口的洋布、洋油、洋火（火柴）等商品，大多在包头集散、中转，促使包头的商业、运输业两兴旺。

        在这样的商业氛围下，包头开始了从建成以来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其中尤其是以山西的乔家最为典型。生活在包头的人们都熟悉一句话：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包头最老的商号之一。现在，东河区西脑包一带开发的贵发山庄据说就是当年乔贵发住过的地方。据专家考证，贵发山庄是在1755年开设的广盛公基础上改名而来的。复盛公创始者乔贵发，是山西“走西口”来的移民。大约在1737年左右，乔贵发和一姓秦的伙伴来到了今天土右旗的老官村，不久，就迁来包头，开始经营草料、豆芽等小本生意。后来以经营粮食为主。在中国，饥饿是几千年的永恒主题，粮食是最好的挣钱资本。后来，包头皮毛业一天天兴旺，交通要道位置一天天重要，复盛公的股东们审时度势，办起了金融产业，靠给皮毛商人贷款挣钱，成了金融资本家，办起了钱庄和典当行，这样复盛公一天天繁华起来，生意越做越红火，咸丰年间，增设复盛西，又购买了300亩菜地叫复盛园，一时间，复字号的商铺占据了包头的商业天下。乔家人以财东身份坐镇山西老家，号令山西、内蒙的票号、字号。在包头经营复字号商品流通企业的人都是他们聘请的职业经理——掌柜，这些经营方式和山西“晋商”的方式基本相同。

        从以上可知，清政府的政策和当时口内的自然灾害导致灾年不断，是导致走西口的主要原因，而口外相对口内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存活的。除此之外，口内人对于口外处女地的向往也是促成走西口的原因之一。走西口给口外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及生产技术。为口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包头就是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包头的发展与走西口是一种双向的互利的关系，一方面，走西口为包头提供发展的必需品，例如人力、物力、财力；另一方面，在包头发展起来之后，吸引了更多的口内人，促使其来进行走西口这项活动。王玉海先生在其论著《清代内蒙古农业村落的形成和特点》中论述了清代内蒙古农业村落形成类型，其中有由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农民私辟成村和由内地流入蒙古的商人或手工业者直接或间接建立起来的村落这两种类型，包头的这种发展模式这是属于这两种类型的结合。

三、走西口与包头文化

        走西口有着近三个世纪绵延不断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代又一代的中原汉族人民来到塞外，在带来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风格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艺术。于是，蒙、汉族人民在生活习俗和文化艺术方面展开了广泛而直接的交流。这不仅有利于内地文化和草原文化之间的融合，对内蒙古西部独特文化艺术形成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以包头地区的地方戏二人台为特色。

        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具有汉族地区特点的文化艺术也随之来到西部草原，给这里的传统文化艺术以深刻的影响在蒙汉文化艺术交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二人台”。它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更是蒙汉两族音乐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二人台分东西两个系统，西路二人台流行于内蒙古西部，土默特地区是它的发源地之一。清同治年间，走西口的内地人民越来越多，在蒙汉人民杂居的土默特地区，内地人民带来的秧歌、道情、社火码头等曲调，结合这里蒙古曲儿及蒙古族民歌的音乐语言和戏剧化装等特长,产生了具有戏曲雏形的地方小戏——二人台。

       早期“二人台”的表演形式一般为一问一答的二人对唱或自拉自唱的单纯演唱，俗称“打坐腔”。光绪初年，改为化装表演的拉场戏，剧中人物由原来的一旦一丑两个角色发展成为分别串演几个不同人物的表演形式，唱腔也出现了快、慢、流水等板式上的变化，从而实现了“二人台”由说唱向戏曲形式的转化。实现这一转变的奠基人是蒙古族艺人云双羊，后经纪子玉、樊六等一批艺人的发展，向传入塞外的晋剧、秦腔等剧种学习了一些表情动作，使二人台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艺术。二人台的唱腔十分丰富，既有内地民歌的韵味，又有蒙古族传统音乐的旋律。它的剧目也很多，有的源于内地民歌如《卖饺子》、《小放牛》、《画扇面》，有的源于蒙古民歌如《阿拉奔花》、《马音杭盖》、《敏金杭盖》等，具有极为独特的艺术风格，至今仍是整个内蒙古西部地区蒙汉人民最熟悉、最喜爱的艺术品种。

       包头地区的二人台是内蒙古西部文化艺术的代表。从它们产生和发展中,可以看出与走西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没有一种艺术的形成比二人台和走西口的关系更为密切。走西口的地区是二人台赖以发展的土壤,走西口的实践为二人台提供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二人台反过来生动地反映走西口的现实,其代表剧目就是创作于咸丰五年(1855年)的《走西口》。因此说明了正是年复一年的走西口,使豪放、高亢、深沉的草原文化与活泼、洒脱、流畅的内地文化相互交融,促进了蒙古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和独具特色的内蒙古西部文化艺术的形成。

       以上就是清代走西口对包头形成及其发展的主要作用和贡献。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离不开人口的迁移，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人口的迁移

来源：草原神山   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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