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融与隋唐大运河丨历史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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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凿大运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吴国君王夫差修凿邗沟。隋炀帝大规模开凿大运河，隋唐时期以洛阳为中心，以向东北延伸的永济渠、向东南延伸的通济渠连接若干水道及其支流，加上杭州以北的江南河，大运河连通黄河、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二千七百多公里，千里波涛，帆樯连绵，正如唐代诗人皮日休所言“共禹论功不较多”。历经数千年陆续开凿，大运河不仅持续发挥着贯通南北的作用，也沟通了运河沿岸和更广大的辐射区域，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大运河曾因政治、军事等原因，裁弯取直。元朝疏浚壅塞的河道运渠，从大都（今北京）直接南下到杭州，京杭大运河成为直接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浙东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延伸段、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联通的通道，运河河道、运河流经区域、辐射区域及连通区域，近则为运河沿岸，远则几乎涵盖古代中国整个东部地区，其延伸的陆路和水路则分别与陆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相连。

隋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在东部区域的主要河流都呈东西走向的情况下，开凿完成南北走向的大运河工程，不仅沟通了东西南北广大区域的经济往来，也成为运河沿线、运河延伸区域各民族联系的桥梁。

隋唐时期的大运河，主要流经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八省市，其延伸和辐射的区域包括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作为战略重地的东北地区，逐渐成为经济重心的江南、东南地区。

隋唐时期，在西部、北部分布着突厥、吐谷浑、铁勒、吐蕃、回纥、党项等民族，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有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内迁，在边疆地区也是多民族混居。在东北地区，分布着同源异流的室韦、契丹、奚等部族，是多民族聚居区。隋唐运河的永济渠，伸向东北一线，其终端正是幽州。杜甫在《后出塞》中描写道：“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它描述的是幽州通过海运与南方地区进行物资交流的情况，而南方到辽东的海路运输重要港口，如扬州，也是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是南北东西交通的重要枢纽之地。

以运河、长江水系、黄河水系、近海航线为主干的水路交通运输网络，将古代中国的广大区域连接得更为紧密和畅通，生活在各区域的各民族也通过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水网进行交往交流交融。

随着大运河的贯通，运河沿线兴起了一大批新兴城市，其中不少城市既是行政中心，也是工商业贸易中心，如江南地区运河沿线的镇江、常州、苏州、湖州、杭州、丹阳、无锡等。扬州是连通大运河的枢纽之地，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盐、茶叶等大宗商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在与运河沟通的长江航路上，兴起了许多著名市镇，如沙市镇、蕲口镇、黄池镇、瓜洲镇等，这是经济重心南移进一步深化的表现。

大运河流经和沟通的重要城市，如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生活着南来北往的各族民众，他们来自不同民族，身份各异，有使者、官吏、商人、僧人、艺人等，不一而足。隋唐前的北魏政权，建立者是兴起于北方草原的鲜卑人，入主中原后，为有效和长久地进行统治，他们主动加速了汉化进程，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众多鲜卑人在中原地区扎下了根。南北朝时期，大量南迁的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民族也深度融入了当地。

隋唐时期的洛阳居民，有很多人是鲜卑人或胡人。运河的贯通，使得各族人群往来和物资交流都钩织成有序的网络。如洛阳城中粟特居民为数众多，他们常与汉族通婚，在丧葬习俗、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与汉族逐渐趋同。上世纪以来，我国出土了大量墓志和石刻等资料，仅洛阳地区迄今就已刊布有63方唐代粟特人墓志，墓主为康婆、安恕、安静、何盛、史玄策等，既有贵族、富商、僧侣，也有从事各行各业的人士。他们分散居住在洛阳城的各个区域，与汉族联姻，接受中原地区的文化习俗和信仰，融入当地生活。在洛阳这个国际大都会，各民族既保持了本民族的特色，又彼此互鉴交融。

隋唐大运河发挥的历史作用不仅限于它流经的几个区域，它是将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区、战略要地、经济重地和海陆丝绸之路有效连接起来的重要通道，将运河沿线地区、延伸地区、辐射地区的众多民族及边疆地区有机地联系起来，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运河辐射和延伸的区域扩展到北方的欧亚草原、东南的辽阔海域以及西南的纵深区域，其在世界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作用也得以彰显。因此可以说，大运河为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报

墨玉9

杭州以北的江南河，大运河连通黄河、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二千七百多公里，千里波涛，帆樯连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