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尚仁:《走西口的故事》

老崔说事

樊尚仁:《走西口的故事》



民歌扯出的历史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出村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走路走那大路的口，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


这是民歌《走西口》的歌词，内容其实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琐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周到的地方。
一首民歌竟扯出一段厚重的历史。
近代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据考证。走西口现象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朝末年，这个时期走西口的人数最多，前后经历了大约300年的历史。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陕西、河北等地也有流民涌入走西口的大潮。在当时，山西人很穷，其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尤其是山西西北部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清朝时，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清代学者任启运（字翼圣，宜兴人。乾隆七年，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八年，《三礼》编纂馆副总裁官，不久升宗人府府丞）曾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人，不及江南什一”。大同地方志记载说“岁丰，亩不满斗”。万历《汾州府志》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乾隆《太谷县志》记载：“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300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100多次，平均3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11年。
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那里的人就只能走出去。
山西，明、清两朝的许多地方志中，也提到了当时山西人到西北谋生的经历。由于有这种经历的人太多，在一些地方竟成了一种风俗。
《太谷县志》中记载太谷县的人“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盂县志》中说“往往服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寿阳县志》说乡民“贸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所以说，走西口是没有奈何的事，再舍不得走也还是走了，咬住牙，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来。后来，他们中的一些成功者真的回来了，就在这片逼着他们不得不走出去的贫瘠土地上，给妻子、儿女盖起了一座座结结实实、富丽堂皇的院落，以此来光宗耀祖。但，这却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如，复盛公的创始人乔贵发、大盛魁（创建于清雍正二年）的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通过不懈的努力，依靠经商发了家，致了富，成为巨贾，创造了一代“晋商”的伟业。而其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带着对蒙古草原寄托着的模糊的希冀，沿着崎岖的山路，选择在数九寒天开始这种漫长…的跋涉。最后则永远地倒在了走西口的路上。正如民俗作家柳陆所说：“第一，……走西口，他遇到的首先是土匪。土匪半路要抢劫他。从府谷县一进入包头，有个地方叫黑土崖子。这个地方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所以好多人因为被抢被劫，而葬身在沙漠里面；还有就是被冻死的，因为北方草地气候寒冷，它不像中原地带，不像山西口里那样暖和。他不了解，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气象部门预报，他不了解，遇到暴风雪，道路不通，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没办法被冻死的，还有被饿死的。”
而成功地到达口外中的许多人，要么从业于经商（当店伙计或挖煤、拉骆驼、做小生意等），要么务农（垦荒及租蒙古人的户口地耕作），再就是耍手艺人（即从事铁匠、木匠、柳匠、毛毛匠、首饰匠、毡匠、画匠等小手工业）以养家糊口。
几百年过去了，山西走西口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的人一定是少数。那么又有多少人自从踏上走西口这条路就音信皆无、尸骨难收呢？在老包头，有这样一块坟地——祁太义地：这片墓地就是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它是山西人、晋商在包头经商以后，他们回不了家了，过去交通不发达，所以他们买了这块坟地叫祁太义地，也就是祁县人和太谷人买的这块坟地，所以属于他们这个籍贯的地方的人都埋在这个地方，这就是包头最古老的一个坟地。随着年代、历史的沿革，好多其他外地人死后埋葬在此地，包括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的。众所周知，包头是有三百年历史的移民城，所以有许多人。但最早在这个地方立足的就是山西人，也就是走西口的人，所以他们有个规定：不发财不回家，就葬在这个地方；触犯了法律的，判了刑的，最后因为丢了面子了，所以也埋在这个地方。
山西北部，有一个与内蒙古、陕西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因其地理位置独特，有鸡鸣三省之称。这里，至今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上放上三百六十五盏麻纸扎成的河灯。这个风俗从清代开始，仪式由德高望重的老船工主持，大家十分庄重地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开始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盏河灯，不仅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盏灯还代表了一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去。


西口在哪里？
西口，现在具体的位置很有争议，有说是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境内晋蒙两省（区）交接处的杀虎口（古称参合口，唐朝称白狼关，宋朝称牙狼关。明朝为了抵御蒙古瓦刺南侵，多次从此口出兵征战，故而起名“杀胡口”。自从明朝隆庆五年，蒙汉“互市”以来，化干戈为玉帛，杀胡堡、得胜堡和新平堡即天镇的马市重新开放。1925年冯玉祥率领国民革命军进驻“杀胡口”。是年，冯玉祥任命其十三太保之一的韩多峰为杀胡关镇守使。韩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促进中原地区与塞外的贸易，遂沿袭自清朝以来的俗称，正式改名为“杀虎关”）；有说是河北张家口以西。其实，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地区，不论走哪条路，首先都要穿过横亘在那里的长城设置的一系列关口。我个人认为“西口”亦有广义的理解，即它泛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长城诸关卡要隘。那么，走西口就是泛指山西以北，河北张家口以西广饶的蒙古族聚居区域，如现在的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所以，才有内地人会把从杀虎口等长城沿线进入内蒙古草原地区叫走西口或走口外。
当然，西口还有旱西口、水西口之分，杀虎口等长城关隘是旱西口，而地处晋陕蒙交会处的山西河曲，则是走西口的水路码头，故称水西口，河曲至今仍保留着“西口古渡”这一历史遗迹。
民谣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位于晋西北高原黄河大拐弯处的河曲县，是当时走西口的重要码头。


互市与晋商500年的辉煌历史


杀虎口的变迁
在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杀虎口最初的作用是作为军事要塞，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险要，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清康雍乾三朝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清政府还在距杀虎口10公里的右卫城建立了管辖四县一州一厅的朔平府。随着人口的大量迁入，不少山西大商人在这一带开了店铺。清政府早在50年前的顺治七年（公元1641年），就在杀虎口设税关，专门负责征收东自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进出口关税。战争打响后，为了补充军费开支，税关又得到了加强，柴米油盐酱醋茶，只要过关，无不收税，这些税收直属户部管理。当时在杀虎口这样一个边关小镇，竟聚集了户部抽分署、道台、巡检、税印、守备等八大衙门。极盛时期这里居住人口达4万多。那时，杀虎口的每一天都是忙碌而嘈杂的，商贾云集，人声鼎沸，北方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就此形成。沿着历史的惯性，杀虎口的繁华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


阿勒坦汗其人其事
为什么山西人要走西口去内蒙古草原发展而不选择去别的地方呢？原来，除了内蒙古草原的自然条件比较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明朝中晚期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眼界高远，欢迎山西等地的移民，以帮助其发展当地经济。元朝灭亡之后，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部众被迫退到上都（今多伦县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国北方长期对峙，蒙古各部之间亦纷争不断。历经170多年的风云变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阿勒坦汗（(明史称俺答）占据了土默川以及河套地区。阿勒坦汗认为，统一蒙古各部，长掌北方，与明朝建立通贡互市关系，对草原民族才是最为有利的。
公元1570年（隆庆四年），生于鄂尔多斯草原的三娘子成为蒙古族土默特万户首领阿勒坦汗的爱妃，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辅佐阿勒坦汗执政，成功地消弭了蒙汉之间的多年战火，实现了边境互市。1571年三月，明朝政府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同时分别授予阿勒坦汗的弟弟老把都、长子黄台吉为都督同知，分别任命他的属下首领头目共65人为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等职务。应该说，包头历史上最早走西口的晋陕人能够来到包头，就是由阿勒坦汗和三娘子的开明之举促成的（当时汉人居留土默川者10万人）。这些长城以内的汉人先前到来的多为“手艺人”，使“蒙地”的手工业和商贸得到空前发展，也促进了蒙汉融和及边境互市。


草原和蒙古民族，成就了晋商崛起与辉煌。
明清时期在河北、山西、陕西北部设置了关口，关口以北的地方就叫口外。明清时期，与蒙古人进行商品贸易，就要在口外几个定点进行，类似今天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地方设置外贸口岸一样，如同现在的二连浩特、满都拉口岸等。
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达253万。在2百多年前（乾隆二十五年即公元1760年时，置归化、清水河、萨拉齐、和林格尔、托克托城通判五员，并属归绥道，与绥远城共为六厅，萨拉齐为六厅之一，包头则是萨拉齐厅下辖的一个村落。嘉庆十四年即公元1809年，商业集镇形成，乃改村为镇），这里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子。走西口的结果之一是商潮涌动，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这些地区与内地经济一体化。就是因为山西商人来了以后，才逐步繁华热闹起来，使这些地区的人口剧增，形成了商业中心。所以也有了“先后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这表明人们认可了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推动作用。
但不容否认的是，正是辽阔的草原和淳朴宽厚豁达的蒙古民族敞开怀抱，接纳、护卫和包容这些汉族同胞，成就了晋商。2005年，我曾经探访过乔家大院，大院占地约十六亩，布局严谨，设计精巧，建筑考究。如果略微探究一下大院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是在家乡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从乔家由寒酸贫困通往大财大富的发展道路，就是由先祖乔贵发走西口开始的，他的商号主要开在“包克图”。鼎盛时期，几乎垄断了包头的主要贸易经营活动。现在的乔家大院是晋商豪宅，被大多数人看作是晋商财富的标记和象征。
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光棍汉乔贵发推着独轮车孤独地离开了乔家堡，从本质上讲，他一生都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离开村子时，他最大的理想或许只是盼着将来能过上“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乔贵发过杀虎口来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加入了“大盛魁”的驼班，拉了几年骆驼后，有了一点积蓄后，乔贵发离开了驼班来到位于土默川的萨拉齐，做豆腐、卖豆芽，做起了靠手艺赚钱的小本生意。之后又来到老包头，租了巴氏家族西脑包的一块地皮挖了“第一桶金”：在西脑包修建了房舍，开设了草料铺，同时也经营豆芽、豆腐等，有了本钱后与合伙人秦钺（杀虎口人）一起办起了正规商号“广盛公”，经营粮油酒茶。后来“广盛公”买卖上赔了钱，但大难不倒：乾隆二十年的时候，粮食丰收，粮价很便宜，存了大量的黄豆，没想到翌年大旱，黄豆价钱飙升，买卖有了转机，生意又兴隆起来。起死回生之后，“广盛公”易名为“复盛公”。乾隆三十一年，年已48岁的乔贵发回乡盖起了乔家大院最初的一处院落，也就是今天的一号院。他简单的出西口求生存的欲望，最终衍生出一个纵横全国的商业王朝。到孙子乔致庸时，乔家的口外商业发展到了顶峰。以包头为中心，280余处店铺分号遍布全国各地。
回头再看大盛魁，它是祁县张杰、史大学与太谷县武家堡王湘卿三人创办的。在康熙年间，他们还在杀虎口驻防的费扬古部队里做厨夫、服杂役。同时也为费扬古部队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清康熙35年（公元1696年）随康熙征剿葛尔丹的队伍进入外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做生意。赚得钱财后回到杀虎口开了吉盛堂商号。之后又迁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改称大盛魁，它“集二十二省之奇货”，成为当时最大的旅蒙商，鼎盛时有骆驼2万多峰，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每年运往蒙古等地的砖茶总值达白银五万两左右；每年贩羊最少十万只，最多可达二十万只，每年贩马最少有五千匹，最多两万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盛魁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有人说，如果把大盛魁的财富全部铸成50两重的银锭，那么这些银锭可以从呼和浩特一个挨一个摆到北京城。
在他们的影响下，老包头十大晋商崛起，除了山西祁县乔贵发的钱当行复盛公外，还有山西定襄梁如月的杂货行如月号、山西忻州智家的旅蒙行永合成、山西保德王蕊及其子王天生的甘草行西碾房、山西代县梁大汉的旅蒙行复义兴、山西河曲田成仁的粮油行田油坊、山西太谷杨有能的杨家十大双、山西闻喜裴家的旅蒙行忠厚和、山西定襄牛邦良的皮毛行广恒西、山西代县李威的河路店复新和。
晋商兴旺了清康雍乾嘉道咸，直到光绪年间的几百年。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威震四海。线路之长，北从包头至俄罗斯的莫斯科，东到朝鲜半岛、日本，西到波斯各国，南到南洋各地。银票汇通，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驼队马帮各路畅通，创造了晋商500年的辉煌历史，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雏形。经营商品种类繁多：皮毛、丝绸、布疋、茶叶、药材、日用杂品、粮油、钱庄票号、典当、镖局等，无其不有。
诚如西口文化研究会会长郑少如先生所说：“包头，在历史上是这样重要的一个经济重镇，文化传播重镇，华夏人类生态迁徙的重镇。包头对晋商的发展，对汇通天下经济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对文化交融的发展与传承有着不可替代、无法磨灭的作用，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无限发展的空间。”
欣逢盛世，走西口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走西口的文化内涵却传承了下来，那就是百折不饶、艰苦创业的民族精神，也是激励后人奋发图强的一笔精神财富。
作者介绍

樊尚仁  包头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智库成员，包头市社科联委员、党史研究人才库成员、老干部正能量宣讲团成员；大漠文化艺术中心副理事长、西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党史和历史文化研究工作。践行以文化人、以文聚人心、以史增共识，在发挥和彰显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方面，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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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