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大河·羊皮筏子·赋税（三）

一语成缄

近代以来，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黄河流域大宗的羊毛、木料、粮油等东运物资急剧猛增，当地的回、汉、蒙、东乡、裕固等民族的乡民，纷纷投入到长途筏运的活动中。期间，筏子客所承担的运输物资，无论从数量、种类及运输距离，都是史无前例的。以羊皮筏子运输羊毛为例，据统计，甘青两地筏子客年均东运羊毛总量约为733.5万公斤，年营运皮筏子数目为734只，而到了鼎盛时期，年运羊毛量则高达千万公斤，皮筏子数目年约1771只。羊毛输出量的逐年增加，进一步带动了西北地区畜牧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游牧民族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这也进一步确立了包头作为皮毛集散地的地位。
包头的皮毛商人，分东西南北四路。东路主要是从京津、内地来的，都是买主；也有少量山西、陕西、萨拉齐来的卖主或买主。西路是从青海、甘肃、宁夏等地来的，都是卖主。北路是从外蒙古、阿拉善、后山、后套来的，也是卖主。南路客商不多，是从河西来的卖主。

旅蒙商队包头集散的绒毛主要是驼毛、羊毛和羊绒。当时在包头集中的羊绒每年有30多万斤，由天津出口后运到西欧等地织成的产品叫做“开司米”，十分名贵。一件开司米绒衣，价值60元，而所需原料费最多不过3元。可见利润之高。
由于货物东运量的猛增，更刺激了长途筏运业的兴旺发达，又为西北各族百姓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黄河上放筏子，成为各族的主要谋生手段。河岸经济日益繁荣。
然而腐败的政府也将贪婪的目光盯在筏子客身上。各种苛捐杂税纷至沓来。
先说筏捐。在黄河流域的青海、甘肃、宁夏、山西等省均设此赋税。在以“筏”制“筏”政策驱使下，甘肃省政府在1925年前后下达皋兰县政府向筏子客征收筏捐银钱总数额，指令每户每年约币800多元，县政府以此为收费基数来进行招标承包。俗话说：“朝廷里有人好做官，灶房有人吃干饭”。凡是能在投标中脱颖而出者，绝非最底层的筏子客，大多是和政府官员有关系的人，这样的所谓“招标承包”的结果是，向筏子客分摊时，往往数倍于此。常常以生命为代价搏击风浪的筏子客们，只能忍气吞声。这样的层层盘剥，一直延续到1942年。更让人痛恨的是，在甘肃境内已经交付了银钱的筏子客，一旦进入宁夏，又要再次缴纳筏捐。宁夏1928年以前就在黄河青铜峡设立筏捐局，专司其事。1929年建宁夏省后，筏捐数额又大幅地提高。马鸿逵任省主席后，又在中卫县新墩专设稽查处，明令公告，凡在黄河过境之筏，每筏征收银币80元，违者严惩不贷。筏子客若乘夜色偷渡，一经发现，加倍罚征。那时，绥远的筏捐则由包头航务局征收，其数额和手段，比甘宁两省有过之而无不及。青海则于1933年起，由黄河沿河各县维持经费征收，在所征出口、进口物税中加收羊毛捐三成，另外，对木筏还专门设有木料牙税。

黄河上的筏子客继承了祖辈的手艺再说桨税。兰州回民有关人士倡导回民教育时，凡回民筏子客经营西宁至兰州的筏运，倡议每筏捐赠木桨及筏杆数根，然后由回民学校集中交卖，来补贴教育经费。
官差和壮丁款。抗战期间，政府规定技术员工享有缓服兵役的优惠，筏子客亦属此列。但是，必须无条件地承担名目繁多的官差水运业务。小则地方官吏下乡乘筏子过渡，一律不掏分文。大则运输军队及军需物资，责无旁贷。虽然大规模的军事运输对筏子客有一定的补贴，但经过官吏层层截留，关关克扣，最后分到筏子客手中的所剩无几，有时还不能满足起码的食宿保障。每每遭遇此窘境，筏子客们只好忍痛卖掉皮胎，空手而归。更惨的是有的筏子客完成官差后，就被当地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抓去充当壮丁，不知真相的家人，依然还要照样摊交壮丁款或者以马代丁钱，可谓是人财两空。
名目繁多的各种税卡。一般而言，筏子载运的货物如羊毛、水烟、药材等均已在商家起运前照章纳税，筏子客执此税单，沿途关卡查验理应放行。但是各种巧立名目的查验却使敲诈勒索者每每得手。当时宁夏的新墩、银川的仁存渡、石嘴山、磴口等处宛如一个个阎王殿，阴森恐怖，筏子客凡过此境提心吊胆。

来源：文化包头杂志 贺志宏

背时

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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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戊戍戌

高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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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红

能了解历史，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