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艺术家，在异质文化中被接受、被认同的命运如何，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西方不亮东方亮，米勒的中国缘，就颇值得玩味。
我手头有两部欧洲美术史,一部堪称经典,是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另一部颇具权威性，是《剑桥艺术史》。很遗憾，这两部煌煌巨著，都没有给米勒以我所预期的席位。
前者只在508页用一小段文字介绍了米勒的《拾穗者》，肯定了它的题材意义。学院派的观念，高贵的人才配进入高贵的画，普通工农之草根阶层，顶多在风俗画里充当群众演员。而人物画，乃贵族专属，就像当年上海租界里的那块牌子：“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米勒让衣衫褴褛的农妇，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他的画作，坐正席，唱主角。后者更加吝啬，正文只字不提，只在章节后附录的艺术家小传里，以区区100多个字的篇幅，介绍了米勒的生平，真正地叨陪末座了。这两部书，体量都很大。它们的作者，好像商量过了似的，把米勒挤兑到小角落里，这绝非偶然，而是以他们的标准做出的定评。
而在中国，米勒享有至尊的地位。西方油画被斥为封资俢、大毒草，我们几乎见不到的年代，米勒却获得了豁免权，出现在各类中文印刷品上，而且，中国读者一见如故，倍感亲切，极具亲和力。
平民情怀,乡土气息,成为米勒与中国读者最大的契合点。米勒说：“我生来就是个农民，到死了也是个农民。”在巴黎呆了一段时间后,他举家迁到枫丹白露的巴比松村,直到走完这一生。对自己的农民身份，他深以为自豪，并自觉自愿地以描绘农民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为己任。他在给朋友桑榭的信中写道：“无论如何，农民这题材是最适合于我的倾向的。你这个社会主义者也一定能赞成的吧！因为最能触动我的心的，是人味。”在米勒心中，那些贫寒的、辛苦的农民是“英雄形象”，他深表同情，更深怀敬意。他说：“（农民的）这些不幸，总是让我牵肠挂肚，以至我无心去寻找什么美景。因别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也无意苟且偷安。”实际上，他自己也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也许正因此，他很容易走进农民的心灵世界。米勒的价值，包括他画作的商业价值，在他死后才被认可。据说，在一次拍卖会上，有个男人号啕大哭。原来，这人是个肉店卖肉的，米勒生前常去他店里赊账，他也常向米勒讨债。有一次，米勒实在拿不出钱来，说这样吧，你把我的画拿去两幅吧。这人不屑地说，哼！你那破画怎么能顶账。拂袖而去。现在看到米勒的画拍出高价，后悔不迭，痛哭失声。
米勒笔下的形象，单纯而简练，从而恰切地表现农民的简朴和纯洁。创作于1857年的《拾穗者》，描绘了农村一幕极其普通的场景，秋收时节，金色的田野一望无际，收割过的土地上，三个农妇正弯着腰捡拾遗落的麦穗。米勒没有着意刻画农妇们的容貌，弯腰的身姿更显突出，具有古典雕塑般的凝重的美。三个农妇有起有落，动作富有变化而不雷同。画面真实、亲切、美丽，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是对劳动的致敬。手法简洁朴实，迷人的暖黄色调中，融入红、蓝头巾的沉稳、浓郁，构成和谐的三原色，丰富的色彩统一于柔和的调子。
米勒的画作，总是聚焦于农民的日常生活。收工了，吃饭了，昏暗的油灯下，女人缝缝补补，男人编筐编篓，婴儿在提篮里酣然入睡，透出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蹒跚学步的幼儿，正朝父亲走去；衣着笨拙的农民，躲在门板后等着麻雀进圈套；夫妻俩一起剪羊毛，男人捉住羊，女人娴熟地剃剪；冬天来了，劈砍木柴准备过冬。这一幅幅画面，只属于米勒，在那个时代，再也没有谁留下这样生动的劳作场景。
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意识、革命情结，也是中国读者与米勒结缘的共鸣点。即便文革结束以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依然惯力不减。《拾穗者》背景深处那高高的麦垛，中国读者太熟悉了，那是谁家的？当然是地主家的，农妇只能在收割过的土地上捡拾聊以充饥的残羹冷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贫与富，剥削与被剥削，尖锐的阶级对立，迅速点燃起仇恨的怒火，激发出反抗的斗志。那时候，就是这样解读的。牧羊女正值豆寇学龄，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辍学，每天跟着一群羊转。女孩低头默然，本来是在做祷告，可在中国读者眼里，是可怜无助，是孤苦悲戚，是无声的呐喊。还有那个疲惫的中年农夫，脚下是贫瘠的土地，在艰辛的劳作之后，扶着锄柄稍事休息，从苦恹恹的表情，到弯腰弓背的体态，都是一种控诉。
事实的确如此，尽管米勒矢口否认他有煽动革命的创作动机，但他的多幅作品，在当时的法国社会，还是产生了这样的嫌疑，引起不大不小的震荡。
《拾穗者》在沙龙展出后，资产阶级舆论界十分警觉。有评论家著文称，这幅作品蕴有政治意图，画面上可以听见农民的抗议声。有人上纲上线说：“这三个拾穗者如此自命不凡，简直就像三个司命运的女神。”《费加罗报》上的一篇文章甚至耸人听闻地说：“这三个突出在阴霾的天空前的拾穗者后面，有民众暴动的刀枪和1793年的断头台。”这些字句，令我哑然失笑，似曾相识啊，这与极左思潮统驭下的中国，何其相似乃尔。看来，历史真的有相似的一面，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法国人尚且如此，中国发生文革，也就不难理解了，恐怕是必不可免。
有评论者说《扶锄者》不仅仅塑造了一个普通劳动者形象，而是“大地的呐喊”。还有人心怀叵测地给这个形象取了个“杜芒亚”的绰号。当时媒体曾有报道，一个叫杜芒亚的贫穷农民，杀死了雇佣他的地主一家。于是借题发挥，无端指责米勒在宣传社会主义，还危言耸听地说曾在某个社会主义者组织的俱乐部里见到过他。
米勒一生贫病交加，后来病情突然加重，在家里去世。据传说，在他弥留之际，家中园里一头被狗追逐的牡鹿，很可怜地被击中而死去。于是人们附会说，这是一种征兆，预示着这位伟大的农民画家，将要回归到大地去了。
作者简介：
张伟，包头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阴山学刊》主编，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首批会员，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内蒙古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高校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包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著作有《艺文论衡》、《阐释与诘问》、《口语表达心理研究》、《编馀思与写》、《含咀集》、《插柳集》等。主编教材、著作三部，并主编10卷本《许淇文集》。在《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写作》、《演讲与口才》等50多种报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曾获得内蒙古文学创作政府奖“索龙嘎”奖、内蒙古社科成果奖、内蒙古文艺评论奖、包头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包头市“五个一工程”奖、包头市社科成果奖、包头市文艺振兴奖、北方十五省文艺图书奖等多项，被评为全国先进社科工作者，全国高校社科期刊优秀主编,全国优秀社科科普专家。
|Archiver|爱上包头
( 蒙ICP备09000539号-13 )
蒙公网安备 15029002000329号
发表于 2018-2-18 18:34: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