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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传统的手工制作程序逐渐被更高效的机器生产取代,人们相信先进的技术能创造更多价值。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它们的存在是人类审美需要的结果,只有用最原始的工艺还原最正统的品质,才能实现它们的价值,景泰蓝就是其中之一。
传统工艺与民族元素绝美结合
完美的制胎、细腻的掐丝、精湛的点蓝……由景泰蓝工艺制成的前后鞍桥,中间拼接柔软的皮毛鞍座,经过细雕的真皮鞍翼搭落在两边——在布日古德的工作室最显眼的位置,摆放了两副难得一见的掐丝珐琅制马鞍。
早年前,马和马具对于蒙古族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副马鞍的材质和做工往往能彰显蒙古族男人的身份地位。眼前的这两幅马鞍中,虽然景泰蓝工艺只用作装饰,却是点睛之笔,色彩的搭配艳而不俗,整套马具被衬得大气华贵、气势不凡。
类似的装点了景泰蓝的马棒、马嚼子、马镫、鞍花和鼻烟壶等蒙古族特有的物件,在这个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处处可见。景泰蓝又叫铜胎掐丝珐琅,多被认为是清代传下来的民族艺术瑰宝,但其实,掐丝珐琅工艺结合蒙古族元素并不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创作。
据设计者布日古德介绍,早在元朝时期珐琅就已传入我国,所以珐琅与蒙古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元代诗人吴莱的作品《大食瓶》中曾记载:“西南有大食,国自波斯传。兹人最解宝,厥土善陶埏。素瓶一二尺,金碧灿相鲜。晶荧龙宫献,错落鬼斧镌。”诗文通篇描述了这一来自波斯地区精妙绝伦的艺术品,随着当时东西贸易的兴起传入我国。
传说后来成吉思汗进攻大食国(现阿拉伯地区),俘回了掐丝珐琅的制作工匠,才真正让铸胎掐丝珐琅技艺传入。
这一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且使用的珐琅釉以蓝色调为主,故而得名“景泰蓝”。到了清代,景泰蓝的制作技艺达到了顶峰,用色也不再拘泥于蓝色。
一件景泰蓝 十件官窑器
尽管朝代更迭,传统的技艺却从未覆灭。
布日古德回忆起自己儿时对景泰蓝的印象,正是师傅亲手烧制马镫的景象:“从制胎开始就不简单,要选用耐高温的好铜料,打造成马镫的基础形状,然后按照设计图提前准备不同形状的铜丝。”
这些只是制作景泰蓝马镫的准备工作。景泰蓝的烧制技艺成熟于古代帝王家御用的杯碗瓶碟上,那些基础的铜胎形状易于掌握,而特殊器物的形状和设计首先在制胎环节就是一大考验。
“一件景泰蓝的诞生就好比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制胎和烧蓝要考验你的辛苦历练,掐丝和点蓝要考验你的专注耐心。”
制胎完成后,以特质地镊子将细扁铜丝掰制出各类纹饰粘到铜胎上,在铜丝框架之间点入珐琅颜料,之后一同入炉烧制,直至铜丝与胎体相融。
烧蓝后的景泰蓝作品虽然初具模样,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打磨锻造,经过这数十道工序下来,才算是制作完成。
自古有“一件景泰蓝,十件官窑器”的说法,最简单的一件铜胎珐琅器皿也需要个把月的时间锻造,足以见得景泰蓝的工艺价值之高。
景泰蓝是蒙古族不能断的根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几乎是整个传统工艺行业的“寒冬”,布日古德说,因为景泰蓝的手工工序繁杂,售价高等原因,手艺人们根本无法靠它养家糊口。
“2004年从内蒙古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心里一直对这门艺术念念不忘,正好当时在北京有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就去了。”时过境迁,如今布日古德在谈吐间仍流露着匠人的精气神。
在经年累月的实践积累后,布日古德在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自己的民族手工艺实践基地,确定了铜胎掐丝珐琅工艺与蒙古族传统工艺(皮艺、毡艺、雕刻等)相结合、守护传统精湛工艺的同时拓展民族手工艺的发展方向和创作基调。
2018年是布日古德在景泰蓝的艺术创作中最具突破的一年。他的珐琅工艺作品《蒙古可汗》在第十九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博览会上获得“2018百花杯”银奖,同年4月,布日古德传承的“蒙古族珐琅工艺”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有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底蕴支撑,有社会发展洪流的推动,蒙古族珐琅工艺在未来将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布日古德牢记前人“得之淡然,失之泰然, 匠心永存,无惧考验”的真言, 在不断的积累和推陈出新中接过景泰蓝技艺传承的旗帜, 为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传递的接力赛献力。
文/张正瑄 摄影/张正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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