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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追溯西脑包的历史，应该从脑包说起。
西脑包大照壁 图片源自网络
脑包亦叫“敖包”，据《辞海》敖包条解释：敖包一作“鄂博”，蒙古语“堆子”的意思，以石块堆积而成，原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来成了祭祀山神、路神等迷信活动的地方。每年祭祀，其中以秋祭为最隆重。有一个家族的敖包，也有一个苏木、一个旗或若干旗的共同敖包。
西脑包是家族脑包，还是苏木或旗的脑包，已无从查考。但西脑包有一个蒙古脑包是肯定无疑的。这个脑包，地址大约在今加油站北面的黄土台地上。因为包头地区早期还有一个东脑包，地址在今二十中的附近，两个脑包就以其东西位置，叫做东脑包和西脑包。两个脑包都位于大道交叉处，过往行人很多，汉人就在附近开设留人小店，供行人打尖住宿，有些人也设摊卖些茶水、干货，慢慢地在这里定居下来。所以，有些老人传说“先有西脑包，后有包头城”。从人文科学来看，西脑包也应是包头的发源地。
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乾隆初年，有山西祁县姓乔和姓秦的二人，结伙在西脑包开设草料小卖店，并经营豆腐、豆芽及零星日用杂货，逐渐积攒下财富，开设了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多家“复”字商号，乔家遂成为包头商家的首富。由此推断，西脑包从清朝中后期开始建立和逐渐发展起来的。据西脑包龙王庙修庙石碑记载，龙王庙是在乾隆年间建筑，到清末民初经过修缮的。石碑上刻记的施主有王齐贤、田大珍、韩光、双义泉、双义和的后人杨双锁、杨羊小、李富小等人。王齐贤是西碾房的后人，也是正在西滩文十字王姓家族的人。双义泉和双义和是两家制纸作坊，是山西河曲人杨家经营的，双义泉纸坊，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这王、田、韩、杨、李五家都是清末民初在西脑包定居的。那么，西脑包龙王庙的修缮工作，亦应在清末民初。
到清朝光绪、宣统年间，西脑包已经有百十户人家定居，这些人大多来自山西、陕西交界征的河曲、保德、榆林、府谷一带，有的做小买卖，有的办起了铁木造纸作坊，多数是以耕种维生。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大路（今沥青马路）以北，自己动手，脱坯垒墙，建起土房居住。后来，丰备仓有人开办砖瓦窑，部分商业字号和个别富户，才修建起砖瓦院落。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发起“扶清灭洋”运动，西脑包人也群起响应，以封建迷信的神权观念，表现了爱国反帝斗争精神。操练拳术，参加“神兵”，有组织、有计划地冲击丁洋堂一一天主、耶稣两教教会，摧毁了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曾一度扑灭了外国人的宗教势力。在这次斗争中，西脑包人亦因有参加义和团运动而为国牺牲的。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北洋政府内部分裂，军伐割据，内战不休，加之连年荒旱，天灾、兵祸频繁，后来虽然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但国民党内部仍然争权夺利，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在包头地区，散兵游勇四出为害，土匪聚众抢劫，大股土匪赵半吊、杨猴小部，猖獗横行，到处抢掠，百姓不得安居。居住在黄河南岸和后山乡间一带人民，为了逃荒避难，认为包头有驻军防御，携带妻儿纷纷逃来包头。这些逃来包头的难民，大部分流落在西脑包寻找生活出路，从事农业劳动及手业生产。日寇侵占包头后，城乡秩序更加混乱，河西、后山等地的人，凡是比较富裕的人家，都把家搬来包头。有钱的人家都在城内落脚，一般人家就在西脑包建房落户，从事种田、小手工业、小商业等行业，维持生活。在这个时期内，西脑包人口逐渐增加，沿大路南北两侧，都建成了土房和砖瓦院落。东至原西城门，西至大照壁，形成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沿路两侧，也建起了不少商店和作坊，也有一些车马大店和牲畜行圈放牲畜的大院。
包头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很快建立了人民政权，国家经过三年恢复后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包头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国家钢铁基地之一，全国各地人民为了支援包钢建设，纷纷携带家眷，在包头安家落户。在历史的过程中，虽然经过十年动乱的灾难和水淹西脑包的灾害，使西脑包遭受了极大的创伤，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现行政策的感召下，有市党政领导正确的施政方针，西脑包得以劫后逢生，焕然一新。昔日的土路土房，换成了笔直的洋灰马路，一幢幢住宅楼房排满了南北两侧，比较高级的服务大楼和饮食饭店，也在西脑包设点开业。今日的西脑包，已经成为东河区的一条繁华街道和居民区了。今昔对比，确实体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伟大威力。
田荣贵口述，葛子厚整理
本文摘自《东河文史（第4辑）》（1986年11月）
来源：黄翔的视界一一阴山小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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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21 14:4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