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久冰|《也谈地摊经济》

谷夫

近日，地摊经济成为了中国舆论界的一个热词。本来，把地摊和经济搭配起来组词就很勉强，这和把与豆腐有关的行当称作豆腐经济、与大葱有关的行当称作大葱经济一样，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一时间，从官媒到私媒，地摊经济成为了抢手词，而且，难得见媒体里竟然有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

但是，以我有限的当代中国社会的人生阅历判断，凡是貌似讨论的问题其实都已经提前有了答案，凡是明显违背常识的论断都不能讨论。如1957年的大鸣大放，其实，答案早已密藏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虽然，领导人将此文标记为1957.5.15日写就，实际关于"人们重点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的思想在1949年10月后就渐渐酝酿成型，《事情正在起变化》虽然标记是1957.5.15写就，且于1957.6.12在党内印发，但标准答案从延安整风起已在逐渐完善。包括新中国后来的各种讨论，最后定论都没有离开过《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一传世宝典。虽然，今日里，地摊经济的公、婆还在各说各话，但最终定论也脱不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窠臼。

说白了，地摊经济在中国就是点穷人的小买卖。中国人摆地摊几乎都是刚需。在我们小区附近，就有几家摆地摊的，以我的观察及判断，都是等米下锅的人家，所以，这几个摊位，几乎风雨无阻，一日不落，这与创业无关，也与发财致富、小康社会无关，甚至与脱贫也无关。故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得到控制后，最先复工的便是这些街边小店、小摊、小贩，我们小区附近亦然。

在阿尔丁大街和富林路交叉口的东南角，有一摊位，若隐若现在人行道旁的绿化灌木边，此摊至少已存在5~6年了吧，旁边立有木牌，上用红油漆标记修车、磨刀、剪子、钉鞋，摊主是位大爷级别的老人，脸上的皱纹绝对不亚于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大爷每日早出晚归，几乎一天不落，我每日早、晚走步时总能看到他。与他近距离接触，是磨我家的菜刀。以我的懒惰，家中的各种工具，能凑合就凑合，但这把刀实在太钝了，每年夏天切西瓜，刀刃压在西瓜上，如铁棍压在塑胶上，西瓜都被压成扁圆了，还瓜不血刃，如此，我才想起磨刀。磨刀中，我与摊主闲聊，贵姓？摊主答，王，高寿？摊主答，七十六，您祖籍哪里？山东，年轻时就来包头了，在蔬菜公司干过，单位倒塌了，就摆摊谋生呗。王大爷平静地叙述着，还保留着浓重的山东口音。磨一把菜刀8元，我问可否扫二维码，王大爷答，没有手机，只收现金。已有两年没带现金的我，只能跑到对面的小卖铺，以微信红包向店主换了8元现金，我交给王大爷，王大爷向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唾了唾沫，然后将我交予他的8元钱搓开，缓慢地数着，确认了是8元，王大爷才将磨好的菜刀交予我，我致谢，王大爷连说不谢不谢，就在这时，一股西北风吹来，呛入了王大爷的气管里，王大爷连连咳嗽，我便提起菜刀转身离开，我就想，若不是生活所迫，一个已经七十六岁的老人怎么还会风雨无阻地出来蹲摊呢？

离开王大爷的摊位，沿富林路向东约300米路北便是阳光小区东南门，门口东侧的路边便是一个水果摊，这个水果摊也与地方城管周旋了5~6年了吧。今年的夏天有点反常，忽冷忽热，这两天高温已过三十多摄氏度，于是，我向摊主买西瓜，因近期只有自己一人在家，我就要了切开的半颗，一斤多少钱？一块五。半颗西瓜上秤约完，摊主说，十四元。这回可以微信扫码。我问摊主，多大岁数了，答曰，四十七，属虎，我知他说的是虚岁，我也属虎，瓜主正好比我小一轮。贵姓？姓付，立人寸。我说，小付，你可是风雨无阻啊，小付说，没办法，拉家带口。我问，家里几口人？答曰，四口，老婆、两个娃娃，大的念书了，小的还没念，老婆在家看孩子，一家人全指望我这点水果买卖。能看得出小付摆摊是既舍苦也用心，为了使其水果摊显得人气旺些，小付还在水果摊边自费设了个象棋摊，免费供棋迷使用，而且，还自带蓄电池，在摊边配上了两盏带支架的LED灯，俨然如舞台灯光，既照明水果摊，也照明棋摊，只见棋摊四周围满了棋迷，这个喊跳马，那个喊出车…棋摊如流水席，下棋者与围观者络绎不绝，这个人走了，那个人又来，棋局中的个别人口渴了，就从小付的摊上买点瓜果解渴。因为有棋摊，小付的水果摊就收工晚，这样，卖的也就多一些。

在水果摊一侧，就是"麦香面馆”，店主小崔，四十大几岁，因我老去他家吃早点，便渐渐熟了。小崔也是四口人，两孩子，媳妇也无固定工作，大孩子去年已到高考年龄，好像成绩不理想，又复读了。夏天时，小崔也在店外露天里摆些桌椅，既凉快，又可增加座位。对于露天桌椅，有时，城管也干涉。我清楚记得2015年8月10日傍晚时，我在小崔家店里吃面，忽听得，小崔和其妻子大呼小叫，城管来了！城管来了！边喊边将店外露天的桌椅往屋里倒腾，紧搬慢搬，还是被城管抢走了四把椅子。我问小崔怎么回事，小崔说，好像是文明城市复查，上面派人明查暗访，其中一项就是不让在户外露天设摊。我当时颇有感慨，当晚还写了篇作文《又见城管》记录此事，我当时就有些想不通，城市文明与否和户外设摊有个屁关系？

多数地摊主，都是些接近赤贫的人，摆摊和流浪狗、流浪猫觅食差不多，不如此，则等死。

即使这样，摆摊也常常随着各种与政治关联的运动或活动而起起落落。如以上所云文明城市创建，还有各种名目的卫生城市创建、从严热法百日行动、上级领导要来视察，等等，均是街头摊位的无宁日。

近日，围绕着地摊经济的热议，好像已与摆摊的当事者无关了，倡导者与限制者似乎均站在了政治的高度来强调。中国的任何事，一和政治沾边就不好玩了。

2020年6月4日，中国网财经.新闻说，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2020年6月7日，《北京晚报》发表文章《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文章说，游商地摊给城市管理、环境卫生、交通出行带来压力显而易见，街道脏乱、假冒伪劣、噪音扰民、游商满街、堵塞交通、不卫生、不文明等城市顽疾一旦卷土重来，不利于树立良好的首都形象和国家形象，不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实，城市管理、环境卫生、交通出行问题，不仅首都存在，不仅每个一线城市存在，而是任何城市都存在。如果把露天摆摊设点和以上问题对立起来，那么，任何城市都不应该摆摊设点。若二、三、四线城市可以摆摊设点，那么，一线城市包括首都也未尝不可摆摊设点。城市管理的本质是为人服务的，组成城市人口的成分，既有“高大上"，也有穷人，引导、管理好穷人的摆摊设点，本身就是城市管理中的应有之义，一线城市包括首都也不例外。纽约应该算得上一线城市，我亲见时代广场边上的街道也有摆摊设点的。1997年，自己曾随团去日本考察参观，也去了日本的首都东京，印象中东京城里的新宿，其街道边上也有不少摆摊设点者，还有散发小广告者。记得2000年12月随科技部代表团去欧洲考察学习，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亲见瑞典国王府外就是一个摊点，是个旅游摊点，摊主就是国王本人。导游说，为了促进瑞典旅游业发展，国王定期坐着马车在王府外的广场上转一转，并向游客招手致意。我们那天去国王府参观，正好赶上国王坐着马车摆摊，我们考察团一行有幸近距离目睹国王尊容，还眼见得拉车的马在大庭广众下拉了泡粪，不过，马粪掉在了马匹身后的袋子里了，不知，这影响到瑞典首都的环境卫生与否？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也看到街边有一老头摆摊，老头一手提一捆纸质印刷品，一手拿一只喇叭，导游说，这老头在做竟选芬兰总统的自我宣传。几次出国，或考察，或参观，或探亲，或旅游，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各国的地摊，自己去过的外国城市与首都倒也没多少，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有地摊，外国人称地摊为跳蚤市场。从我粗略的观察情况看，外国的摆摊者，多数并不像穷人，倒像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自主选择。我并没有觉得这些摆摊影响了其所在城市、特别是首都的形象。

据史书记载，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元年(1506年)登基，在位16年。朱皇帝就在故宫内开设集市，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摆摊设点，朱皇帝自己扮作游商，令宫人扮作购物者，皇帝与购物者亲自讨价还价，不亦乐乎。当然，那是封建社会，皇帝只顾自己摆摊红火。而我们今天已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各级领导都是人民的公仆，领导们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特别是这次冠状病毒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各级领导们对人民群众更加关心了，于是就鼓励群众摆摊设点，既扩大就业渠道，又增加摆摊者个人收入，还能方便更多人民群众的生活。

其实，还原了摆地摊的本来面貌___就是群众自发开展的一点小买卖，根本不需要政府及领导过多介入，挣了是他自己的收益，赔了也是他自个的事，多数自发的事，顺其自然地去自生自灭，结果反而更好。所以，我倒觉得，对于所谓地摊经济，倡导者也不必拔高到讲政治的高度，限制者也不必弹政治的弦外之音，就让摆地摊者如拾荒者一样，白天，从城市的边缘走来，天黑了，再回到城市的边缘去。

这两天，朋友们都说要摆摊去。我想了想，自己摆摊，大概能卖的，也就是那几本不值钱的书，我给自己拟定了摆摊原则，只卖书，不卖灵魂。

20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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