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史话——包头村清代时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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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家族

包头村是什么时侯出现的呢？这得先从世居包头的"巴氏家族"谈起。

1632年（天聪六年），后金（即清）大军征蒙古察哈尔部，移师归化城。当时土默特部已被林丹汗占据。林丹汗驱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富民、牲畜渡河西奔。后金军西至木纳汉山（今乌拉山）。土默特部首领俄木布（卜石兔子）及其头目古禄格、杭高、托博克集众降。后俄木布以罪削爵，公元1636年（崇德元年），分土默特壮丁3370名为十队，后又编土默特部为左右翼两旗。清朝认为土默特部"地为我朝赏还之地"，不是"带地投诚"，所以不设扎萨克，改为都统、副都统。古禄格为左翼都统，杭高为右翼都统，托博克授三等参领、台吉，隶右翼。两旗共十二甲，六十佐领。每佐额定兵员150人。50人为现役兵，一百人为预备役兵。当时壮丁（即现役兵）人数为3370名①，全旗户口大约在万户上下，人口3万至4万人。这一数目中。不见单立板升汉人数，是否也包括在内，从现有资料看，还说不清楚。明清鼎革之际，土默特部人口骤减，原因甚多，主要是部众西迁青海，东迁阜新甚多，内讧及两次战争等，以至每甲仅有3000多人。土默特右旗六甲辖地西至西脑包，佐领的章盖衙门设在今郊区沙尔沁村。

据荣祥《土默特沿革》一书中说，托博克为阿拉坦汗后裔，姓巴拉格特（即博尔济锦氏），为巴家之祖。公元1647年（顺治四年），右翼都统杭高之子巴桑因罪削职，托博克任右翼副都统。从巴氏家族的家庙"福征寺"和召梁巴家祖坟，以及巴姓独占包头"户口地"，右翼历任职官，如前锋校、骁骑校、佐领、官渡总办等，巴姓居多来看，这一说法，可供参考。康熙年间，巴姓家族约有十五家，百余人。

南龙王庙碑

包头市最早的一座寺庙——南龙王庙，有一块清光绪元年重修该庙的碑。碑文和小记记叙了这样一些话："包镇旧有龙王庙，为农民祈雨之所"。"庙肇于康熙，修于乾隆，迄今二百余年矣。造化日新，物极必变，园行久欲重建，而力不胜，因竭力醵赀千金，付托公行。公行诸君子出其鼎力，慨然主成其事"。"镇之东南隅，旧有龙王庙一楹，系土默特蒙古所建。不知建于何时，有康熙五年补修匾额"②。

光绪元年，为公元1875年；康熙五年，即公元1666年。这一碑文和小记，提供了许多历史信息。早在康熙五年之前，这里便有了龙王庙，而且匾额已坏，进行补修。这和明代史料所说，阿拉坦汗后期，丰州滩有十万汉人来此升板筑房垦田之事吻合。据刘宝窑子和刘柱窑子老人回忆说，他们的祖先是明嘉靖年间，从山西河曲县大瓦村迁来。说明早在明朝后期，包头村一带就有汉人迁来居住。"小记"中说，系土默特蒙古所建。这话词义含混，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时土默特蒙古已从游牧经济转向农耕经济。因为从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明代进入土默川的汉人，如赵全、吕自馨、赵龙、刘天麟等都有一个习惯，取一蒙古名字。赵龙六子，长火泥计，次窝兔，次瓦拜兔、次瓦十兔、次簿合兔、次宁安兔。女三，长三皇昏、次五皇昏、次六皇昏。刘天麟子名丫头子等③。所以碑文中的蒙古人名，应是蒙古化的汉人之名。当明清战乱之际，人口逃亡，土地荒芜，南龙王庙也废弃了。崇德之后，迄到康熙初年，这三十年间，社会安定，逃亡之人早已陆续返回家园，重新开荒种地。在这同时，内地却战火连绵，如李自成总兵李过在府谷、绥德一带活动，大同总兵姜瑰发动叛乱，又有不少人逃出口外，来到包头，参加农业生产。所以在这一新形势下，以蒙古化的汉人为首，整修寺庙，补修匾额，留上自己的蒙古名字，就是很自然的了。又据《清代土默特各类土地情况一览表》记载，"康熙初年分配出的户口地就有60780顷"。当时发放的户口地，大约也是适应垦荒的需要的。

康熙中叶，新疆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多次兴兵入侵外蒙古喀尔喀，直逼北京。为适应西北用兵之需，清朝在土默川一带大规模招民开垦牧场。解放后，包头发现的地契中，最早有康熙二十年的。因此，康、雍、乾时土默川垦地日广，来此汉民日多，包头村也因此人口大增。康熙五年，南龙王庙的补修，是这一大规模垦荒的先声。

驿站设置

康熙三十年，根据对准噶尔战争的需要，从蒙古到北京的五路贡道，决定由中央政府负责安设驿站。其中杀虎口两路驿站，第二年就安设完毕。当时杀虎口叫西口，出西口后，分为两路，从杀虎口向西北经归化城、土默特左右两翼旗到乌拉特三公旗哈达马尔（又名铁柱谷，在今哈达门沟内）为北路，又名东路；从归化城向西南到鄂尔多斯七旗为西路。东路全长1500里。北京至杀虎口14驿，杀虎口至归化城4驿。归化城至哈达马尔无驿站站点④。

噶尔丹失败后，其侄策旺•阿拉布坦继起，西北边患一直不断。清朝为此逐步建立了阿尔泰军台道。这条道从北京、经内蒙古，延伸到外蒙古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今扎布哈朗特），科布多（吉尔格朗图），再西至阿尔泰山地区⑤。

公元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清军北路进驻推河（今蒙古图音河）和阿尔泰地区。为了保证大军的供应，决定将杀虎口驿道向西北延伸到蒙古乌里雅苏台。派兵部尚书范时崇负责勘察和选定路线。幕僚范昭逵在《从西纪略》一书中，详细记载了所见所闻。

兵站道路走向是：由北京出居庸关到一台杀虎口、二台二十家子（今和林格尔县）、三台得古尔格、四台毛岱多浑（今土默特右旗毛岱村）、五台沙尔沁（今郊区沙尔沁村）、六台昆都仑（今郊区前口子村）、七台台音布拉（今乌拉特前旗台梁村）、八台佘泰（今大佘太乡），十三台哈拉乌苏（今乌拉特中旗西北）进入外蒙古，三十五台鄂勒齐图郭勒（今托克拜达里克城），再西至乌里雅苏台。

在考察这一台站路线时，范时崇征召了伊、乌、土旗蒙古站丁约5,600人，开赴外蒙。曾经四次途经"箔头"（即包头），其中三次还止宿於包头。因包头正在五台沙尔沁，六台昆都仑之间，东西距这两台站恰40里，是一重要腰站，又是水运码头。《从西纪略》未详记箔头村面貌，仅记了"在此进饭"，"就水下营"，途中己见"土房村落、鸡犬闲闲……虽属蒙古，而气象大殊"。驿站建立后，清朝从卓索图、乌兰察布、伊克昭、归化土默特调拨17000多蒙古站丁，共大小85000多人到这一军台大道驿站服役⑥。这样随军贸易，就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军粮运输，包给商人承办，商人招雇车、驼工运输⑦，在运粮的同时都带货物卖给士兵和蒙古人。驿站设置时间不长，便因"水草不佳，道路迂远"，东移至张家口。但是，大批内地商民，跟大军之后进入包头，却促进了包头和萨拉齐地区商业的发展。

移民垦荒

为了适应西北战争的需要，康熙、雍正、乾隆前期，在土默川大力推行移民屯垦政策。1695年（康熙三十三年），拨放庄头地十三所⑧，开荒2600余顷。后又拨公主汤沐地数千顷。雍正年间，拨给右卫马场地近三千顷⑨。1738年（乾隆三年），大青山后拨给绥远城驻防八旗马场地2.2万余顷⑩。除上述大宗拨地之外，又大规模招民垦荒。雍正末，为准备修建绥远城以屯兵，都统丹津"奏请"将八处膏腴之地共四万顷作为大粮官地放垦⑪。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又开始放垦小粮官地近二千顷。1743年（乾隆八年）统计，土默特两旗地7.5万多顷，其中牧地1.4万多顷，已不足五分之一。说明五分之四以上土地已被开垦了⑫。

在这一大形势下，山西、陕西等地农民，来包头、萨县一带垦荒的日益增多。除部分定居外，多数是春出秋归（称"雁行"），乾隆初年才逐渐定居下来。初来移民，聚居在今东河村较多，因山西代州人多，故又叫东河村为"代州营子"。还有居住在臭水井、东脑包、南龙王庙、刘宝窑、井坪、西脑包、南海子一带的。从包头留存清代地契中，最早的一份是公元1681年（康熙二十年）的。包头郊区麻池村老人回忆，清朝初年就有汉人来此租佃土地耕种。萨拉齐移民更多，公元1711年（康熙五十年），水涧沟门村庙刻石碑记载："居民千余，垦地百顷，山可障风，水便灌溉，而土宜果木"。雍正九年，萨拉齐新建关帝庙碑文说："厂地本系边陲••••••华夏之民离故土而徙居此甚众"。康熙曾说："若不容留，令伊何往"。雍正称之为"借地养民"。这批移民，或是种"内仓地"、"福分地"、"差使地"，或是种箭丁的"生计地"、"户口地"。随之来此的旅蒙商、小商贩、手工业者也不断增多。他们先是春来秋回，在今东河村、西脑包、井坪、西水沟（今东河区红星影剧院附近）贸易，乾、嘉时期逐步定居下来。

包头商业的兴起

来包经商的汉民，开始用农产品和日用百贷换取皮毛、牲畜。据乾隆年间的地契反映，那时包头至少有东、西两条街道，商业繁荣，有"三义公"、"丰联昌"、"东顺成"、"广盛魁"等十二家⑬。

最早来包经商的是康熙年间山西定襄铁匠梁如月，他打造农牧刀锄等用具，兼钉马掌，修理箭头，以换取牧民的皮张、鹿茸、雕翎。他将所换取之物，再运回山西出售。雍正时，他在今民生街路北租地开设"如月号"商店，经营日用杂货。他是包头第一家经营生皮业的店庄。雍正年间，定襄人智姓和梁姓合伙来包，买下今人民公园一带地皮，开设"永合成号"，经营米面加工、粮食、布匹、砖茶，以货物换取蒙民皮毛、牲畜，脚迹远至漠北。他们还从事农业，耕地叫"永合成地"；居住之地叫"永合成巷"。这是包头第一家旅蒙商（又称蒙古行）。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家的始祖乔贵华，早年衣不遮体，食不裹腹。清雍正年间，他随一个秦姓（亦说程姓）的亲戚出走包头。开始在萨拉齐"合成当铺"当店佣，稍有积蓄，便转移到包头西脑包开小铺，经营豆腐、豆芽零星杂货，后又兼营首饰楼，做银活。此为山西富商乔家在包经营商业之始。

雍正末年，已有河北、山东等地的回民往返于内地和包头之间，贩运牲畜，以马匹为主。到乾隆初年，河北沧州的回族王姓、山东武定的回族白姓，以经营牲畜为业，在包头定居。从这以后，冀、晋、豫、陕、甘、宁、青等地的回族陆续来包落户，有的经商，有的逃难。大多聚居在今东河区北梁、召梁一带。

山西祁县乔贵华和秦姓于乾隆前期开设"广盛公店"，兼营经纪、客栈、货栈，地址由西脑包迁移到东前街（今东河区解放路）。几年后，又在东门大街路北购得地皮数亩，新建起一处大房院，改广盛公店为"广盛公号"（即"复盛公"的前身），经营范围：上至绸缎、布匹，下至杂货、蔬菜，主要业务则是油、酒、米、面，兼做粮盘、钱盘（解放初乔家存有乾隆二十二年广盛公的账簿）。

这时还有著名的大商号"义盛昌"，有资金白银1万两，店伙130多人，经营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专做"西庄"（走大西路）生意的"大义长"，有店伙30多人，资金白银4000两。此时，生产毡靴、毡帽的"永成公"毛毡房开业。专做皮袄、皮裤、皮帽、皮领的"白皮房"成立了"威镇社"。包头牙纪行业成立，设牛桥牲畜交易市场，牙纪多为回民。包头旅蒙商曾领过赴库伦、乌鲁木齐等地贸易的票照360张。内地商人在大青山伐木，在大小斗林庆开煤窑五、六十座。还有山西忻州杨氏兄弟四人在南龙王庙种植蔬菜，供应市场。

当时，山西各地来包定居的汉民很多，他们组成"代州"、"忻州"、"祁太"、"云朔"、"文交"等地区性同乡社团，以便互相照应。因此，早在1743年（乾隆八年），就在包头村设置"牌头（十户）、总甲（十牌）、保（十甲）"治民组织，来管理这些汉民。

由于汉民大量迁来土默川，1723年（雍正元年），设归化城理事同知，管理出口移居汉人。1739年（乾隆四年），置萨拉齐协理通判，专管境内汉民，形成蒙汉分治局面。1741年（乾隆六年），隶归绥道。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改为理事通判厅⑭。这时包头是萨拉齐厅西部的一个重要村落了。当时，隶属于山西巡抚归绥道统辖的归化、清水河、和林格尔、托克托、萨拉齐等五厅，共有129776人，平均每厅2万5千多人。而萨拉齐是五厅中的一个大厅，人口应更多一些。包头村那时大约已是拥有数千人的大村了。（未刊的《包头市志》说，乾隆五年，全村70户，350人，五十年为600户，3500人系臆测之数，显然偏小了）。

在乾隆年间，包头村的召庙也纷纷兴建。先后有"转龙藏"、"福征寺"、"清真寺、"吕祖庙"、"关帝庙"、"马王庙"、"财神庙"、"北龙王庙"等大量召庙在这时兴建，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人口大增，商业繁荣，财力充裕。否则没有条件大兴土木。到嘉庆初，包头各商号又成立"商贾会馆"，代管包头地方事务。这时的包头人口，估计约一、二万人。

（邢有祯）


来源：家乡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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