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史话：包头、萨拉齐的义和团运动...>>

帮裤脚

起因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后，欧美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派大批传教士来华，实施文化侵略。他们划分势力范围，各霸一方。蒙古地区被划归法国，为"圣味增爵会士"传教区，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重新调整利益范围，罗马教廷遂把蒙古地区调给比利时，为"圣母圣心会"传教区。公元1880年（光绪六年），圣母圣心会涉足土默特旗、包头、萨拉齐地区活动，在萨拉齐城南，从农民高九威手里永租河滩地二十四顷，以此定村名，为天主教传入包、萨之始。初期组织伊克昭盟城川，后套三道河老教友来此垦荒耕种，春来秋回，次年便移迁教徒定居务农，并建立教堂，发展教务。1883年（光绪九年）12月，罗马教廷把蒙古地区教务划分为：东蒙古、中蒙古、西南蒙古三个教区。西南蒙古教区又称鄂尔多斯教区，辖伊克昭盟、托克托县、萨县、包头、固阳及宁夏部分地区，主教府设在三盛公（亦称三道河，现巴彦高勒市）。洋教士踏进蒙古地区后，刺探边疆情报，调查风土民情，拢络王爷贵族，强占土地，包揽诉讼，欺凌人民，破坏中国习俗，挑起教徒与非教徒的纠纷。1887年（光绪十三年），二十四顷地教堂司锋，比籍人 汤闵寒趁黄河改道南移，达拉特与土默特两旗因地界争讼重划地界之机，又以一钱白银一亩地的贱价购买土地一百余顷。后又在灾荒之年大量掠夺土地，并将霸占之大片土地，做为发展教务之重要手段，以低租放债，发放赈粮，创办"慈善事业"等手段，以吸引无地农民和外来之灾民记名奉教。於是短期内，教务迅速发展。"教民之增加，造成空前未有之记录。""教友之分布，几及五十余村，"教民达到数千人，成为当时内蒙古教务最发达的地区。①土默川土地肥沃，人烟甚密，交通亦便。西南蒙古教区 主教决定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将主教府从三盛公迁至二十四项地，从此，二十四顷地成为天主教西南蒙古教区的活动和监督中心。

二十四顷地主教府

主教府亦称"主教座堂"，因堂内置有主教的座位，故名。在实行主教制的教会中，一般每一教区皆有主教座堂。主教，指对一定区域内教进行监督管理的人，是教会中品位最高的神职人员，有祝圣神甫之权。

主教府内设大小教堂，小修道院、修士课堂、宿舍、餐厅等。西南蒙古教区，当时有外籍传教士26人，辖教堂12个，主教系比籍人韩默理。

以韩默理为首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为了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扩展教务，便不择手段的霸占土地，低价永租，蚕食、强行购买，扩大地盘。以二十四顷地村为得，当初，永租时只二十四顷地，1887年（光绪十三年），归化城将军清丈时，已为百余顷。1939年日军占领时，据《蒙疆天主教大观》载，二十四顷地等邻近13个村庄，教堂拥有良田1000余顷。当地农民常因教堂霸占土地事发生事端，小巴拉盖占地案与兴义楼血案，就是其中典型的两例。

1893年（光绪十九年），西南教区比籍人闵玉清选定在小巴拉盖建立传教点。诱当地大地户郭誉宏、郭誉盛信奉天主教，被拒绝；闵玉清便编造谎言，带领教徒前去强占郭家土地，被赶走。次年，教会又迁去教徒，强行住了下来，种了庄稼，於是矛盾愈演愈烈。萨拉齐厅调解不成，闵到北京，得到法国领事的支持，清总理衙门的批准，致使郭氏兄弟无处伸理。

兴义楼血案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初，教会欲强行购置兴义楼村（二十四顷地村南20多里）张贵寡妇（蒙古族）的大片土地，张不愿出卖，教会则狂言威胁，激起群众义愤。自幼习武，为人耿直的农民高占年，抱打不平，挺身而出，同教会讲理。教会持权横行惯了，根本不把高占年放在眼里，污高反抗教会，扬言要以武力教训他。4月的一天，以中国传教员石宗，会长任喜才为首，在洋教士授意下，率领教徒三百余人，手持铁锹等农具，气势汹汹的直奔兴义楼村。中午，教徒把兴义楼村团团围住。高占年等人闻讯后，邀集一些弟兄商议对策，准备迎击教会的挑衅。高见教会人多势众，怕伤及群众，决定率众冲出重围。高挥舞白蜡杆边冲边打，冲了出来，见高根小等弟兄和村民仍困在村中，又返回营救，就这样救出一批又一批，三出三进。后不幸被绊倒跌进窑坑，被对方用挠钩拿获。高不畏强暴，大骂洋教士及其狗腿子们，石、任等教棍，恼羞成怒，凶相毕露，将高五花大绑，割掉舌头，还说"让你再骂！"这帮灭绝人性的教棍将高身绑重石，抛进了滚滚的黄河，与高同时遇害的还有高根小、高五、泼登、邬义五等九人。

高占年等九人惨遭杀害，消息迅速传开，震惊了土默川，"各处闻知，均公愤不平"。②愤怒的群众要求官府严惩的手，正直的教友们也感到教会做得太过分了。

事发后，凶犯躲进了主教府，死难者家属往返萨拉齐厅和托克托厅上书告状。萨拉齐厅同知丁启宇，托克托城通判李恕，取证验尸，认定诉讼属实，与教堂洋教士交涉，教堂拒不交出正凶。两厅遂禀报山西巡抚，巡抚又上奏光绪皇帝。教堂这个"国中之国"仍拒绝交出凶犯石宗等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束手无策，只好将这项重大命案搁置起来。兴义楼事件激起了群众极大愤慨，成为后来义和团起义的直接导火线。

义军围攻主教府

兴义楼事件发生不久，在河北、山东兴起义和团运动，很快波及西南蒙古教区。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东起察哈尔西四旗和兴和一带，西至阿拉善旗三盛公一带，北至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南至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乌审旗最南端的城川等地，都有了义和团运动。包、萨地区城乡一些颇有声望的武林人士，闻讯纷纷设立神坛拳场，传授拳棒，练习武术，先秘密后公开，也树起了"扶清灭洋"大旗。那些曾受教会欺压的群众，一呼百应，纷纷加入。正当全国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欧美列强陈兵我沿海地区，准备大举进犯之际，清政府从镇压义和团政策转为招抚，欲利用义军反对外国侵略者，遂于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下令招抚义和团，称之为"义民"，鼓励其迎战侵略军。土默川大地上义和团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数日之间在萨拉齐城内，苏卜盖、毛岱、双龙、朱尔圪岱，鄂尔格逊等村设坛操练。包头镇内关帝庙、文昌庙、金龙王庙、复成元巷等四处，亦设坛练神兵。

小巴拉盖村郭誉盛、郭誉宏兄弟与教堂仇怨多年，义和团兴起后，他俩便在萨拉齐城内设坛操练，准备同教堂清算积怨。当各地义和团把矛头直指教堂洋人时，郭家兄弟视时机成熟，手执大刀、长矛率众直奔小巴拉盖村。鄂尔格逊村义和团首领许文会闻讯后，率众前往，支援郭家兄弟攻取小巴拉盖教堂。这是在土默川广阔的土地上义民向洋教堂打响的第一枪，点燃了反帝的烈火。洋教堂虽有准备，但义和团奋勇冲杀，锐不可挡，越过围墙，冲进教堂；洋教士见势不妙，早已溜之大吉，愤怒的群众放火焚毁了教堂。西南蒙古教区的"神火"点燃了，愈烧愈旺。

接着，土默川一带城乡间的大、小天主教堂，均被自发的义民拆毁或焚烧。主教韩默理见势不妙，忙将主教府邻近的小巴拉盖教堂兰广济、银匠尧教堂费怀永、程奎海教堂魏怀仁、大夫营教堂雷神甫、二十四顷地教堂贾明远、吴兴国等比籍传教士召到主教府，同时把数千名中国教徒也集中到主教府大院，准备顽抗。

这时，土默特川各村的义和团首领多次磋商，正酝酿着围攻主教府，辑拿凶犯。兴义楼村民听说托县的神兵人多力量大，遂派人前往求援；托县义和团欣然同意，便约定了行动的时间。

农历六月十日（公历7月6日）开始围攻。双龙村的陈四、连城、毛岱的贾友三、宋天仑，萨拉齐的二郭，苏卜盖的秦长太，邬四圪堵的高四，朱尔圪岱的宿万、武柱等人带各村的义和团前往主教府；托县的义和团，浩浩荡荡也按时赶到。他们头罩红布，打着红旗，把主教府围了个水泄不通。托克托城通判李恕，萨拉齐同知丁启宇将义民围主教府一事禀报绥远城将军永德，永德遂派德克吉克率马队，会同驻包头的大同练军步队，前往防范。是日午夜，主教韩默理将费怀永等六名比籍传教士秘密送走，逃回比国。他纠集教民一千余人，进行临战准备。

关于围主教府事，《拳祸记》是这样记载："围攻二十四顷地教堂，有拳民数千，官兵二百，声势浩大。"义和团要教堂交出兴义楼事件的凶手和幕后指挥的洋人。农历六月二十三日（公历7月19日）在双方对峙中，居间防范的官兵，被教堂先行施放洋枪，击伤一人。这象火上浇油一样，顿时激起兵民的更大公愤。次日晨，官兵、义民发起强大攻势，官兵携枪，义和团手持刀、矛、棍棒、杀声震天，冲向教堂。韩默理登台观望，见兵民冲杀而来，只得组织退却。义和团冲进村内，突破防线，杀进主教府，首先擒拿了主教韩默理及案内首犯石宗、任喜才等6人，并放火烧毁教堂。此役，教民伤亡数百人，阵亡练军步兵2人，义和团民8名，受伤马队前锋校1名，练军步兵4名，义和团民2名。至此，萨拉齐境大、中、小教堂，均被义和团全部攻克，焚毁。传教士有的被杀，有的被赶跑，义和团众和官兵将韩默理等交托克托城通判李恕，归案讯办。不久，托克托县城通判将杀人犯石宗、任喜才等处以死刑，就地正法，以结杀死九命一案，大快人心。韩默理被愤怒的群众烧死。

围攻主教府是蒙古地区三个教区内，义和团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行动。在这前后，内蒙古地区义和团运动已如火如荼。夏天，热河全境义和团和广大群众就到处攻打教堂，惩处作恶的传教士，卓索图、昭乌达两盟不少蒙汉群众都参加了。8月，阿拉善王府官员在 群众支持下驱逐了躲在三盛公教堂的十五个外国传教士，夺占了教堂。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烧毁了境内两个教堂，惩处了两名传教士。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小桥畔教堂，被蒙汉群众围攻了48天。以上反洋教斗争，充分表现了内蒙古蒙汉人民团结反帝爱国斗争的 英勇气慨。正当人们奔走相告，欢庆胜利的时刻，传来了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正向北京进犯的消息。

义民遭镇压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被侵略军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仓惶外逃，一面下令官军歼灭义和团，甚至邀帝国主义军队助剿；一面派议和大臣向帝国主义求和，充分暴露了慈禧的无耻面貌。在官兵和外国侵略者的镇压下，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失败了，包、萨地区的义和团运动亦遭厄运。

消息传来，义和团迅速散伙。1901年3月，比籍神甫闵玉清来到二十四顷地，被任命主持西南蒙古教区。不久，南怀义、贾明远、戴天录、费怀永、兰广济等比国传教士相继返回。他们一面"宣慰教友，重振教务"，一面威逼当地政府，惩处义民首领，赔偿损失。

包、萨地区的义和团首领和主要人物，见此形势，有的只身出走，有的携带家眷远 走他乡，有的东躲西藏，走上了流浪生活。苏卜盖秦长义，潜伏于包、萨一带，不幸暴露，被捕杀害。小巴拉盖郭氏兄弟逃到后草地，隐姓埋名。教会则开展了疯狂的倒算活动，对其家属和亲戚，清算、报复、讹诈。郭家二兄弟走后，教会把其弟郭誉丰送入监狱，百般摧残，死于狱中，并把郭家在小巴拉盖的土地、房屋、牲畜全部没收归教堂所有。高占年本家高四，被教堂下了大狱，家产被教堂抢光，弄得家破人亡。类似情况村村都有，鸡犬不宁，"合境良民，稍有饭吃者，几无一村一家不被教民讹诈"。③群众叫苦连天。

据《清史稿》载，不平等条约签订后，土默特旗、达拉特旗共赔银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两。天主教则利用赔款在二十四顷地新建主教府、主教小堂、修道院、城堡等，耗银两万两。城堡之大而坚，为绥远之冠。

包、萨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塞外人民反帝的勇气和壮志。他们的光辉事绩，谱写了土默川历史上的不朽篇章。

半个世纪过去了，1949年秋，绥远实现和平起义。人民政府于1951年，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征收了我市天主教堂所有出租土地，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包括教徒），使土地还了家，教徒和群众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15名比籍传教士被驱逐离境。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和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和场所。同时天主教广大神职人员开始走上了同帝国主义割断一切关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马文义）



来源：家乡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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