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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绥铁路于1923年修至包头，1926年包头才由萨拉齐的一个镇设治为县。因为包头是长城口外一个水旱码头，从清乾隆年间修起"绥远城"，汉民从晋北陕北迁入蒙地开垦以后，就与张家口（东口）、归化城（西口）、多伦（喇嘛庙）齐名，成为商业上和军事上的重镇，也成了流氓无产阶级觅食的地方，流行着"东口至西口，喇嘛庙至包头，东走哩，西窜哩，每天也要吃饭哩"的调调。
清同治年间，马化龙和白彦虎在甘宁起义，左宗棠奉旨"平回"，"嵩岳军"张曜的后方便设在包头，李鸿章"淮军"的"水上巡防营"和"洋枪队"，也在包头和托克托的河口镇及萨拉齐的善岱镇防守，曾一度为内蒙古西部带来名叫"簧腔"的"徽剧"。包头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万家灯火和丝竹盈耳的繁华城市了。到了光绪年间，巴彦淖尔盟和伊克昭盟还非常荒凉，河套的隆兴长和梁外的羊厂壕，虽然设治了五原厅与东胜厅，但是五原和东胜的"厅官"与西蒙垦务、盐务上的行政人员，嫌那些地方生活艰苦，都住在包头镇内办公，这样包头就形成为内蒙古西部的政治重心。而且商贾云集，车船辐辏，冠盖往来，军队屯聚，一年比一年繁华，社会也一天比一天复杂。但关于地方的管理，在清末时只是由萨拉齐厅派一个"巡检"来负责；到了民国初年，也只是由萨县巡警营分设一个分驻所。这时，包头已发展到五六万人口，各个阶层都有，一个巡官带着三十多个警察，怎能会有力量统治这么大的局面，因此包头长久以来一直是关帝庙的"大行"和东河的"农圃社"利用"死人沟"的"梁山"，来维持街面的秩序和镇压人民群众。
所谓"大行"，是包头工商业资本家的公会组织，到了民国改称为商务会。所谓"农圃社"，是郊区地主们的封建集团组织。所谓"梁山"，则是包头流氓无产阶级的江湖组织。他们在包头设县建市以前的管理办法是：由"大行"出代表四人，"农圃社"出代表一人，组成议事机构，在"大行"里边办公，受萨拉齐厅和以后的萨拉齐县委托，由巡检和巡官监督协助，处理包头地方上的各种事务。买卖人和庄户人只能出钱出粮和出车缴草，其他有关地方警察的辅助工作，便由"大行"和"农圃社"雇用"梁山"的人来担当。因此，"大行"和"农圃社"的议事机构就是当时包头的行政衙门；死人沟的"梁山"，就是当时包头的警察机关。
死人沟在包头旧市区草市街以北，解放以后改为"慈人沟"。原先是一个停厝棺材的地方，后来乞丐在那里掏窑打洞居住，成了包头的贫民窟。清朝和民国初年，死人沟是押人的"黑房"，凡是在包头逮捕和五原、东胜与萨拉齐后山地区送来的人犯，先在死人沟看管，然后再往萨拉齐监狱解送。死人沟除了居住乞丐，还有好几家鼓房，"梁山"的头儿所在地——"忠义堂"就设在鼓房以内，它的人马都散布在包头各个角落，给"大行"和"农圃社"打杂，并执行警察和特务工作。
"梁山"的人首先是负责巡查街道和弹压会场。清朝的时候，包头有好多聚赌的"宝店"，庙宇上经常唱戏，阴历正月十五和二月二大闹"红火"，七月十五在南海子放河灯，这些地方最容易打架斗殴和阻塞交通。"梁山"的人扛着"大行"的虎头牌，手拿牛皮鞭和铁绳铁锁走过来倒过去，不用说平常的老百姓不敢捣乱起哄，就连在赌场顶好汉股子的"白花"，也都对他们畏惧。"梁山"里边什么人都有，更不乏拳棒手和顶命鬼。相传在辛亥革命时攻打大同的"二麻烦"，曾于宣统元年从大同到包头闯码头，自恃武艺高强，不把包头的江湖放在眼里，得罪了死人沟的"梁山"，就被"梁山"的头儿派了些拳棒手，趁他在剃头铺低下头梳辫子的时机，用石灰先把他的眼睛蒙住，然后拉到街上殴打，几乎打死。"二麻烦"虽遍体鳞伤，没有哎呀一声，但也吃了大亏。
梁山的人在夜间负责全城的巡逻打更，提着"大行"的灯笼，可以盘问、检查、逮捕夜不归宿的行人。守城门的兵丁到城外耍钱，有时还叫他们在城门房子里掌管钥匙，因而也敢于在夜间私开城门，放行商旅。其他如街道上的垃圾，官厕所的粪便，倒毙路旁的死尸，全由他们来清理。发生火警以及各种自然灾害，亦由他们负责扑灭。1918年包头鼠疫流行，死了三千多人，都经"梁山"的人给抬到城外焚化，凡是恶死（非命而死）的人，也由他们协助"仵作"检验或是抬埋。罪犯执行死刑，如无尸主领尸，他们即将衣服剥下，洗掉血迹，卖给估衣铺子。甚至把死尸掏心挖脑，泡制成药，以高价出售。
他们除平时由"大行"供给柴米工资，每年四大节还由商号给他们送礼；有时也用讹诈手法，找点"外快"，并不缺小钱使用。因之，他们有鸦片嗜好的也能解决，有家口的也能养活。于是，把"梁山"这个江湖组织，视为衣食的父母，终身的依靠。
"梁山"是包头流氓低层社会的总称。它所以命名为"梁山"，并没有"替天行道"的理想，只是要把"下九流"的人团结起来，像宋江等一百单八将那样坚强，好互相帮助，彼此关照，不受外人欺侮，能在包头寄生和鬼混下去。
"梁山"是江湖上"锁"、"里"两家的联合组织，以后才把不属于帮会的"跑腿子"的流浪汉都吸收到"梁山"以内。"锁家"是乾隆年间归化城公主府打更的马三红和种菜的秦四海建立的，故分为马三红和秦四海两门子人。"里家"最早由北京城满族八旗的八个穷王爷当首领，故分张门、高门、朝三门等八门子人。这两家的组织过去在华北的其他城市都有，他们的区别是"锁家独霸一方，里家走遍天下"。锁家供奉的祖师是明朝的永乐皇帝，以吹鼓手和六合铺的抬轿夫为基干，但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这个范围叫"方场"。如包头锁家的"方场"，就是东于沙尔沁镇，南至大树湾，西至麻池镇，北至石拐沟。鼓房和六合铺超出这个"方场"的范围，即不能招揽红白喜事。里家是以乞丐和打"莲花落"、"数来宝"的行吟艺人为基干，可以在天下任何地方流浪，不受地区的限制，供奉的祖师是范丹老祖。据说，孔子当年在陈国绝粮，经范丹救济才没有饿死，因此乞丐供奉范丹为祖师。他们向贴有春联的商店住户要饭，含有替祖师向识字的孔子的徒子徒孙讨债的意思。其实，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范丹是东汉桓帝时候的人，相隔千年，可见所说荒诞。但范丹是历史上出名的"穷汉"，他们也是穷汉，供奉他当祖师，还不无附会的理由。至于锁家为什么要供奉明朝的永乐皇帝当祖师，则说不出什么道理。按当时两家的组织成立，是如上所说出自清朝宗室和他们的下人们开创的；看他们后来的行动始终是顺民，对统治阶级采取恭维态度，这就有可能是当时的雍正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削弱帮会"反清复明"的民族革命力量，来进行分化和瓦解。但却又把明朝的永乐皇帝供奉当他们的祖师爷，则骨子里似乎又含有洪帮"反清复明"的意义。并且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有人打过刀什尔（土默特旗的地名），是何原故和是否有矛盾，因找不出有关这些的材料作根据，很难臆断。
"锁家"和"里家"，这流氓无产阶级两大派系，在其他地方都是各立门户；但在包头，一方面由于"大行"和"农圃社"有意的利用和集中管理他们，一方面锁、里两家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力量，这便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为一个"梁山"，号称"锁帮里，里帮锁，锁里是一家"，但梁山的领导权却始终被"锁家"的鼓房把持，由各鼓房的班主中产生"梁山"的领袖"头儿"。哪家的鼓房班主担任"梁山"的"头儿"，哪家鼓房就是"忠义堂"，门口挂着"大行"的虎头牌和牛皮鞭，闲杂人员等都要肃静回避。里边的神堂中供着"锁"、"里"两家的祖师，除过囚室、伙房，还有专供记账先生和"把式匠"（打手）居住的宿舍，俨然是一座森严的衙门。"头儿"出门有保镖的跟在后边。他的兵符印绶是一根木杖，名叫"拐挺"，平常放在祖师前面的供桌上，有事的时候用它行刑打人，"头儿"以外，谁也不得捋动。其他地方花子朝拜的那个"杆儿"，也许就是这件东西。
"梁山"对内完全实行家长式的封建统治，有三大规矩和惩罚的办法：第一是"踩穷汉窝铺"（跟自己本家里的女人通奸）的活埋；第二是"唾臭"（捏造事实损坏别人的名誉）的挖眼；第三是违犯其他制度的跪在祖师供桌底下，用"拐挺"殴打。他们标榜"梁山"的"忠义"两字，是忠诚老实地替"大行"服务，保护各商号的利益。"锁"、"里"两家的人不能行动，由"梁山"养活，死后给买一个"狗碰头"棺材。
1914年，山西孔庚的军队在包头哗变，变兵从东营盘出来，路过死人沟的时候，叫"梁山"的人跟他们去发"洋财"，有些人已经跃跃欲试地走出窑洞，看见"头儿"樊虎娃横眉竖目，手执"拐挺"站在那里，大喝了一声"哪个敢动"，都慌忙缩回窑洞，吹熄灯睡觉。"梁山"的人平日全叫"拐挺"打怕了，到了非常的时候，才有这么大的威慑力量。
"里家"的流动性很大。"锁家"是根深蒂固的"坐地户"。加上"梁山"的"头儿"由鼓房产生，因此包头的鼓匠很"硬"。商民举办红白喜事，说是"订一班鼓匠"，他们就不高兴，就是"写一班鼓匠"，他们才喜欢。"写鼓匠"的时候，订钱很少，可是写下以后就百般勒索，除了工资酒饭烟茶，还有"赏赐"、"喜钱"、"辛苦钱"、"水烟钱"、"折饭钱"这些名目。并且每回吹打一下"曲牌"，还要额外的附加钱。写时已讲妥是十块钱，到吹打完毕非二三十元不能开销。他们先是好言好语恭维东家，用软法达不到目的，便耍无赖和"跌死皮"。由于"梁山"在背后给撑腰，普通商民都惹不起他们。况且凡是举行鼓乐的人也不在乎这几个钱，尤其娶媳聘女都是大喜的日子，谁也不愿意和鬼生气，只好忍气吞声地吃哑巴亏。如果遇见懂"梁山"规矩的人给东家当总管，他们也就适可而止，不敢发野放刁。
至于"里家"的乞丐，平日就在指定的街巷讨要，遇见喜庆宴会，亦不能"越界"来凑红火热闹。"梁山"为了使东家不致丢失东西，特派专人给站岗，叫做"蹲门的"，这个人在门口整蹲一天，除了替东家打发乞丐，还制止闲杂人等入内。工资通常是一天一元银币，临走还替"梁山"不能行动的乞丐代讨一元，拿回去交柜，不敢私自克扣。他们并且从不混进鼓匠棚里吃饭，说是"我们上不了桌面，怕犯了梁山的规矩"。好像"里家"的地位不如"锁家"高超。
"锁"、"里"两家都是"和尚教"，传徒不传子。到了包头设县建市以后，"梁山"一天比一天衰败，许多戒条也被打破。像解放以前死人沟的保长李根罗，他原先是个兵痞，在商震的三十二军当过排长，冷口抗战时受伤回到包头，可巧他的叔父是"梁山"的"头儿"，这时因病逝世，他在王靖国统治包头的时代，依靠伤兵的势力，硬把他叔父的徒弟赶走，承继了鼓房的财产，篡夺了"梁山"的领导。
包头在解放以前是一个剥削消费的城市，除了大的商店，还有许多暗房买卖，并且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各种货物都在这里进出，客商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普通市民也是大吃二喝，所以乞丐和"跑腿子"的人把包头看成一个乐园。只要和商店字号的伙房搞好关系，给他们掏炉灰、倒泔水，就可以把成桶的剩饭打弄回去。遇到过生日或满月，乔迁开业，或是庆寿过节，念几段吉利的"喜歌"，更能讨到新鲜的酒食，自己吃不了还给人。鸦片烟也可以用"偷鸡摸狗"的"外快"换到。如果肯拣些破烂，割些柴草，越发不缺零钱。
死人沟的乞丐，每天都是日上三竿方起，因为"梁山"禁止"锁"、"里"两家在夜间偷盗，晚上十二点钟即锁窑门，他们必须在这以前赶回。死人沟的白天非常清冷，到了夜晚特别热闹，每座窑洞都是灯火辉煌，有歌有唱，煤火炉子四周，放着茶壶和热饭的小桶，炕烧的滚烫，在数九天也不寒冷。除了地下的尿桶薰人和墙上的臭虫与身上的虱子咬人，简直是一个温暖的"安乐窝"。乞丐们吃完剩茶剩饭，每个人都摆着一盏"闷灯"，把鸦片"灰子"一吸，眉飞色舞的灰说，聊到天亮才睡。人要是堕落到这种地步，不但看不见讨吃偷盗剥削他人是可耻，并且看不见对剥削统治阶级的奴颜婢膝求恩赐更可耻。如内蒙古西部有"讨吃三年给官不做"的颜语；呼和浩特所谓"阳沟沿的鸭子，皮毛不好肚囊肥"，也是指此类流氓无产阶级而言。至于在包头黄河两岸和阴山前后讨要的乞丐，的确有骑着毛驴装米面的事。这不是梁外后山河套人憨厚，也不是粮食多得没有地方存放，而是"里家"跟土匪勾通，并给官兵担任侦探，农民恐怕得罪了他们生事惹祸，才显得那样"慷慨"。这也就更可以说明他们是什么样的品质。
来源：家乡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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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r|爱上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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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9 09: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