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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西部区（原绥远省），包括包头市，自古以来就灾害频繁，综合起来有旱灾、水灾、瘟疫、冻灾等等。这是天灾。民国以来比天灾还严重的，就是兵灾、匪灾、毒品了，这是人祸。几种灾害往往是先后发生，互相影响，使人民处於水深火热之中。现择其荤荤大者记之，以见一斑。
一、旱灾
本地区十年九旱，出名的有：169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大旱，颗粒无收，到第二年春季，人们无钱买粮，把野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甚至掘鼠为食，发展到人吃人。饿死的人太多，官府在北城外挖了一丈见方的五个大坑，把死尸往坑里一扔了事。当时看城门的人屈有福统计，一天就有七十多人扔到坑里。死人扔到坑里，野狗啃食死尸后，把人头、骷髅含到空地去（现在的萨拉齐电影院北果园西侧），铺满了一地，人称它为"人头地"。
民国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连续三年干旱，更是名震世界。据《绥远通志稿》记载："民国十五年，全境苦旱，田禾多枯，又值大军过境，匪扰民逃，遂成饥馑之岁。民国十六年，春耕大半停辍，夏复大旱，下种之田秋收无望，又成饥年。""到了民国十七年，春夏大风无雨，农民无法下种，生活没有着落。"当时的国民政府赈务处编印的《各省灾情概况》载："民国十七年入春亢旱……，萨拉齐、托克托两县其牛马骆驼亦皆烹食，有因挖食田鼠猫犬而致疫疠者，有因食苜蓿、疾藜而致病者，有因食树皮草根枯槁而死者不下数万人，逃往甘肃省外蒙古者约数万人。"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他在萨拉齐目睹的灾情做了具体逼真的描述："灾区的景物，看了叫人毛骨悚然。一切生长中的东西好象给新爆发的火山灰一扫而光一样。甚至树皮也剥落殆尽，正在枯死中……垂死的人就坐在或躺在自已家门口的石阶上，快要完全失去知觉。这种景象到处可见。在一处地方，我看到一个全身赤裸的小孩子，他的手臂细如树枝，由于吃了树叶树皮充饥，因此肚子鼓胀如球。他摇动着他父亲的尸体，后者光着身子死在路上不久……。后来我又遇见了两位年轻妇女，她们瘦枯得象腊鸭一样。她们的肤色一个样，没有衣服可穿，干瘪的乳房，象抽出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于前……。在我们访问的两个城镇里，在一年时间中，死去的人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那么多，因此就被掩埋在墙外浅沟里，并且很难找到有气力的人去挖沟。"（见斯诺的《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民国十八年，春夏滴水未落，禾皆枯死，夏秋之交，得雨尺余，赶种菜类，而立秋后大雨五日夜，山洪爆发，黄河亦决口，大小黑河混为一流。归（现在的呼和浩特）、包（包头）、萨（萨拉齐县）、托（托克托县）……十县悉成泽国，晚禾淹没，田产冲毁无算，见《绥远通志稿》。萨拉齐一带，"饥荒之象，遍布全邑，人民倾家荡产，十室尽成邱墟。城市鬻妻卖子，出口之品，以人为大宗，少壮妇女，作人妻妾，髫令子女，男为优，女为妓。晋冀居民，平津人贩相率来邑，娶妻贩人者络绎不绝于途。妇女值价二百元，童子十元，卖在本省与邑境者，价值尤低。兼以是年冬，大雪屡降，厚积数尺。气侯严寒曾在摄氏表零下三十余度。而灾劫游魂被冻以死者，又不知几何矣！……"。（见《萨拉齐县志》）。被卖到山西的人，雁门关是必经之路，凡从这里经过的人，都要到雁门关前李穆庙去瞌头。庙里的老道用"一粒豆子一个人"办法进行计算，从头年秋天到第二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积下豆子三斗半。当时在萨拉齐街上有一个集中出卖人口的地方，叫人市街，就是旧县政府前的和平街。
华洋义赈会的"救济"
1928年华洋义赈会，在萨拉齐城奶奶庙院和西街主持过两处粥场。清早，饥民们去排队的能喝到两碗粥。这些粥饭只给城里人吃，乡下饥民是吃不到的。斯诺先生在萨拉齐街头见到两位年轻妇女昏倒在村子的大路上……，他们把这两位妇女送到灾民营去，但这……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他们访问的两个城镇里，在一年的时间里，死去的人占去了一半。斯诺先生说：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是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摘《西行漫记》）。
穷人得不到义赈会的救济，地主和奸商却乘机大肆剥削穷人，大发横财。当时的天泰店、兴盛店、复盛店等，他们从大同等地贩米，一斗米买价七、八元，卖价高达二十六元。
民生渠的曲折历史
民国四、五年间，萨拉齐的热心人士就开始勘察渠路，民国十一年，又邀请五 原水利专家王同春来勘察渠道，拟由包头磴口村建闸开渠，由西向东，一百四十多里，通过黑河。
民国十七年，萨拉齐乡绅丁培基、于孔昭、杨作丹上书省政府，建议开凿民生渠。当时绥远省主席李培基、建设厅长冯曦积极支持。省政府决定以烟亩附加及平绥铁路赈灾附加款来筹建，不久，募集各县灾民七千人，于九月十八日动工。赈济款不足，省政府又派人赴京与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下同）接洽，於次年6月签订了修建"萨托民生渠合同。"合同主要内容有：
省府拔款二十万元。总会借垫二十四万元。工程另需款项不足之数，应由省府暨总会双方竭力筹备补充；款项都属借垫性质，由本渠水租等一切收入如数拨回总会。本渠工程及管理由总会设计。民生渠主干、支干及附属闸门、桥梁、梯槽、水坝等所用地亩，都由省府协助收用。
按照上述合同，经义账会正式派员勘察和做出设计后，当年又重新开工修建。
在开工以前，许多工程专家对民生渠的工程计划表示怀疑，义赈会总工程师塔德力排众议，愿对工程后果负责全部责任。
根据工程计划，全渠共需款八十万元，尚欠三十六万元，应由省府和义赈会共同筹集。民国二十一年冬，由民生渠水利公会向中国、交通、金城、大陆、保商五银行息借五万元。订明由民生渠全渠收入（即水租渠捐等）项下拨款偿还。
按照施工计划，干渠东西长一百九十五华里，分为五段。到民国二十一年冬，总计完成干渠长约一百二十余里，桥梁十二座，闸门五座。已开支渠十道，长约一百四十余里。桥梁七座，闸门十五座。
以上干支两渠共需洋三十六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元五角。这是挖土方的费用。
计划在黄河上建一座挡水坝，因工程费用太大，始终未实现。
工程从开工以来，时作时停，主要原因是大灾之后，人口减少，加上工头剥削，生活不好。民工回忆说："民工一到工地，不管饭量大小，每人每天给一升米，实际上两顿玉米渣糊糊，连半升也吃不到。"民国二十年春 为加快工程进度，请驻军七十师、七十三师抽拔兵士四千人参加工程修建。
按照原来的设计计算，工程峻工后，每年可灌地一百五十万亩。但到第一期工程完成后，只有五道支渠能够进水，其他各支渠根本不能进水。
民国二十一年冬，工程移交地方管理，组织民生渠公利公会，正式全面接管民生渠的工程和使用管理。地方用水组织是水利水社联合会。
不幸的是，民国二十二年春，黄河解冻，结成冰坝，河水出糟，冲毁闸门、支渠；随即伏雨连绵，山洪爆发，村落被淹，沿渠数十村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黄河水又大涨，沿河堤坝冲塌多段，闸门亦被水淹；全部工程面临被毁掉的危险。幸而东段未完干渠于初夏开通，大量洪水顺渠排到黑河向黄河倾泄，使水势减弱，尚无大损失。
灌区农民未得水利而反受水害。因此，农民给民生渠取了个绰号叫"民死渠"。
建国前民生渠无效益。建国后，我们在这项浩大工程基础上，于1966年春天开始修建磴口扬水站，装机2500千瓦，提水能力每秒二十四立方，计可灌地四十四万亩。1972年，扬水站扩建，装机容量6380千瓦，提水能力为每秒五十立方。使一百一十六万亩土地受益。这仅是磴口到哈素海一段的效益。哈素海以下，还有多处扬水站，也有不少效益。
（本文内容主要依据《有关民生渠的一些补充》，原载《包头史料荟要》第十二期和《西北问题》季刊卷二，第二期《察绥专号》，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十五日版。原作者为褚绍唐、任友三。同时参考了《内蒙古磴口扬水灌域今昔》一文，原载《包头史料荟要》第二期，作者刘蓝青、富刚）改写而成。
二、水灾
包头地区虽然十年九旱，但也不时有暴雨成灾。公元1856年（清咸丰六年），五当召的一次洪水，冲开东西两道河堤，淹没的村庄有"沙尔沁，土合气、海岱、东园、鄂尔格逊、大小巴 拉盖、苗六营、大城西等"，淹死村民二百多人。
民国十八年大旱之后，"夏秋之交得雨尺余，赶种菜黍……。而立秋之后大雨五日夜，山洪暴发，黄河亦决口，大小黑河混一流，归、包、萨、托等十县悉成泽园，晚禾淹没，田禾冲毁无算，未被水冲田禾，也经风吹霜冻，颗粒未收……。(《绥远通志稿》）
1925年（民国二十四年），包头、萨县又闹洪水，据包头县长王庆恩八月二十三日电称："本县水灾，河西市区最重。榆林子乡、南葫芦头乡、大树湾乡、二锁圪梁乡、乌兰淖乡，水深八尺至一丈余，田禾房屋均被淹没。人民四处逃散。现在一部分难民用船救至南海子、二里半处收容。"省拔给五万元急赈洋买糜米。萨县县长陈应道二十五日电："五犋牛窑新埝又被水冲二丈，抢堵经日，未获告成。"（载民国24年8月28日《绥远社会日报》）。
三、瘟疫
包头和萨拉齐地区属鼠疫流行区，它经常和水旱灾害先后发生。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萨拉齐毛岱村蒙古人马石带、福喜二人先后死亡，三、四天内，大约死七十人，推测为线鼠疫。
"1917年（民国六年），发生的烈性鼠疫较为严重，蔓延地区亦较广，包头城乡约死3710人。萨拉齐县计有七个区，六十四个村，死亡约一万五千人"。全镇各机关、军队都投入了防疫。美岱召大夫营子村共死100多人，以至该村无人居住。
1928年，民国十七年流行的鼠疫属于肺叶型并间有鼠疫败血症。早在这年三月一日夜，全县怒风怒嚎，翌晨两城门洞，鼠尸堆积，城门为塞。这次鼠疫先后在包头郊区东园村流行，该村张达先先病死，后其姐也死，其父又死。接着全村先后死亡五十二人。四月初一，毛岱新营子村柳四顷，突然发病头痛吐血 很快死亡，后全家人死亡，全村死亡三十三人。后又传到萨拉齐镇、三道河、六合庄等地。
1941年民国三十年，临河、五原县等地有肺鼠疫，共死亡400人左右。
（摘自《萨拉齐地区鼠疫流行史》载《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作者薛正三、王富）
四、毒品
包头地区毒品危害历史悠久，据记载：1912年，民国初年禁种，民国九年，绥远都统蔡成勋私允种植，冯玉祥来包（1926年）时，严禁种烟吸毒。日本统治时期，种植最多，遍及全境。1940年全县32400多户，种植者近一万户，全县14万余人，吸烟者达56960人，占40%。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名义上禁烟禁毒，实际上未做什么工作。建国后，开展戒烟运动，种植和吸毒才绝迹。包头镇情况与萨拉齐相似，1892年，光绪十八年开始发现种植大烟。先是试种，之后逐年扩大，吸毒者也越来越多。
民国23年4月8日，边闻社以"包头市上烟气薰人"为题报导说：据熟习包头市情况者谈，包头市出售熟烟膏之烟馆，计一百一十家，每日每家可平均销烟二十两，共计二千二百两，每两价以一元五角计，共洋三千二百余元。以每月计，约售烟土值十万元，到解放时，全市八万人口，吸毒的就有12000多人，制毒贩毒分子在一千户以上。
据记者李三林调查估算：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绥远每年产烟约四百八十余万两，烟民高达六十万，竟占全省人口五分之一，此六十万烟民为绥远社会上产生匪特、蟊贼之根源"。"回顾绥远之禁烟，非至根本着想，徒加重各县烟亩之罚款数量（种多者税轻，少者税重），殊不知种者日益增多矣！"。（载《绥远社会日报》民国24年5月26日）
上述所谓"烟亩罚款"，指阎锡山搞的以禁烟为名，又鼓励种大烟的一种办法。
从1928年至1937年，阎锡山统治山西和绥远，为了筹集军费，便在绥远境内鼓励种鸦片（山西省境不允许种植）。那时包头有四个农业区。约有水地三十余万亩，至少有二十万亩种植了鸦片，平均每亩罚款为五元，每年得征罚款上百万元。萨县的水浇地，固阳的二阴地，鸦片种植面积也不少于原包头县的农区。估计收入不下数百万元。
日军占领绥远地区后，把种植地区扩大到雁北地区。雁门关以南和张家口以东不许种植。日本人禁止大烟走私，实际上禁而不止。“肛门队”就是走私者的一大发明。他们把大烟装入避孕套内，将口扎紧，放入肛门带到北京和太原交货主出售。狡猾的日本人和中国乘警发现后，就拉到厕所去检查，有些蹩不住的携带者拉出之后，就被没收。
来源：家乡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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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r|爱上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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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1 11:13: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