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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在包萨争取的对象和吸收的成员,主要是满清军队中的汉族军官,省县谘议机关和大中学堂里边的维新人物与青年学生,以及下层社会的流氓无产阶级。因为这些人掌握着枪杆,思想觉悟较高,并且敢于战斗,把他们争取吸收进来,便于推翻敌人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辛亥以前同盟会在军队中的活动,由于民国以来内战迭起,官兵多系客籍,早已失散,无从访问调查,仅知道杨瑞鹏(字之阶)曾给巡防营统领周维藩写信,劝他率部起义。关于同盟会在包、萨上层人士中和下层社会里进行的秘密活动,除了云亨和王定圻外还可以稽考出两个主要的负责人,一个是忻州的王建屏,一个是大同的李德懋。
王建屏号树侯,山西忻州西门外东道坡人,清末的秀才,经崞县续西峰介绍,参加山西的同盟会。民国二年到民国四年充任过萨拉齐县知事,因为放荡不羁,喜欢交结朋友和周济穷人,所以挥金如土,亏欠公款四千多元。回到太原曾任省议会议员、私立中和中学国文教员、晋阳日报编辑等职务。后来因为和梁硕光拥护续西峰反对阎锡山,在山西政治午台上很不得意,遂于民国十一年跑到陕西蓝田县终南山出家,拜妙舫法师为师,在京西万寿寺做过方丈,又回到太原住在双塔寺,领导海子边的佛教协会,称力宏法师。抗日战争以前还一度来归绥在观音寺主持过一次佛教的受戒大会,于解放前几年圆寂。这个人在辛亥以前来包、萨活动,接触过的地方人士很多。虽然从民国十一年即不过问政治,但是包、萨的人在山西有了困难,还代为设方解决。如包头的李士元,因为给弓富魁当骑兵旅旅长成为晋军的反对派,弓富魁失败后,他困在太原,是王建屏在阎锡山跟前替他说话,才发表了他一个月薪二十五元的谘议。
光绪乙巳(1905)年以后,王建屏即奉命来到口外。为了隐蔽身份,想利用外国人的势力掩护工作,分别在归化城和萨拉齐信了天主教和耶稣教。王建屏在萨拉齐活动时间较长,担任了好几年耶稣堂附设学校的教员,跟当地的谘议局的谘议员和地方上的念书人,有过密切联系。后来外国人发现了他的一封密信,即由教堂中把他撵走。王建屏为了争取哥老会,还到五原的隆兴长镇找过王同春。王同春是拥有半个河套的大恶霸地主,表面上对他敷衍应付,实际上不愿拿上身家性命去冒险,结果白跑了一趟。返回包头即在南河槽摆了卦摊,仍继续进行革命工作,将同乡王鸿文(归绥中学堂师范班毕业)介绍到谘议局担任文牍,把定襄人郗效周布置到五原厅充当掌案,并有一个忻州人毛仲祥(是否忻州十大野鬼之一的毛周祥待考)给他负责交通连络。王建屏在包、萨的接触面比较广泛,很会跟各方面的人接近,包头尹斯文的学生,非常佩服他的胆识,萨拉齐蒙古少壮派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辛亥年他离开包头,所以没有出头露面。民国二年发表了萨拉齐县的知事,外人才知道他是同盟会的主要负责干部。
同盟会的另一个活动家李德懋,是大同“绿营”的军官子弟,喜欢踢拳弄棒,没多念书,跟飞刀马得胜学过武艺,在长城口外有好多师兄师弟。李德懋在光绪三十年后,就和宋英(字世杰、外号“二麻烦”,辛亥时和弓富魁在大同起义,民国三年打过滂江,后因呼应芦占魁,被晋北镇守使张汉杰枪毙)从大同来到包头结交江湖上的朋友,用另一套方式,给同盟会布置工作。他和王建屏连络的对象不同,尽是些拳棒手和赌博汉,受他影响最深的,是包头的大“白花”长毛子(即刘继汉)和萨县的大“白花”胖挠子(即张万顺),以及包头死人沟“梁山”上的乞丐与回民中的流氓无赖。二麻烦比李德懋粗鲁骄傲,不懂得搞民族团结,来到包头自恃本领高强,言谈举动间污蔑回民的宗教信仰。有一次在瓦窑沟剃头铺梳辫子的时候被回族青年包围,拖出来扎了好几十刀,不是李德您赶来劝解营救,可能被活活扎死。李德懋是同盟会中唯一能和回族接上头的人。辛亥革命时回族青年因为和长毛子有械斗的旧仇,归化城周维藩起义部队的变兵,点火烧过清真大寺,所以包头的回民是站在樊恩庆那一方面反对革命的。听阎锡山来到,害怕报仇,都逃往后山石拐沟一带。经李德懋亲自招抚,回民才放心返回包头。
包、萨两地参加同盟会的人,以王定圻和蒙族里边的云亨、经权、安祥表现最好。其余的人除了郭鸿霖与王鸿文就义而外,多半变成阎锡山统治晋绥的工具。有的虽然脱离了阎锡山,不是意志消沉,再不过问政治,便是流为土匪和哥老会的头目,蹂躏祸害地方。云亨在大革命时参加了胡景翼的国民二军,一九二四年死于河南洛阳。经权因为护法受过袁世凯的监禁,出狱后患病而亡。安祥于民国成立后回萨县第五区领导团队,因为和满泰起兵反对都统蒋雁行在绥远种植鸦片,被王培焕的军队包围在察素齐车站北面的万家沟中,弹尽援绝后自戕。王定圻是清末归化城古丰书院的学生,毕业以后又到山西太原优级师范读书。辛亥年由太原返里,秋天因郭鸿霖等在包头举义失败,他乔装成马贩子由太原返里领导工作。阎锡山进入包头,即投笔从戎,刀什尔战役被打掉手指。民国成立当选为京议员,在北京国会中投过“袁世凯”的废票,反对袁世凯的胁迫选举。在绥远任过视学官和归绥中学的校长。并创办“一报”宣传护法,引起袁世凯的忌恨。民国四年冬天以勾通芦占魁的罪名,被都统潘矩楹扣捕。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归化城南孤魂滩刑场就义。
民国成立以后,参加过辛亥包、萨革命的人多半是一度先跟了阎锡山,后来另外寻找了其它出路。只有李德懋和张万顺追随阎锡山到死,他们都给阎锡山当过师长,尤其是张万顺对阎锡山特别忠诚,立过好多军功,阎锡山常跟人们说;“胖挠子是我的牛臯。”刘继汉和王肯堂都在晋军中当过连长,他们嫌官职小,从太原回来另起炉灶,结果刘继汉变成土匪把头,民国五年被经(棚)多(伦)一带剿匪司令萧良诚的部队击毙在大青山厂汗慈老沟里。王肯堂比刘继汉能干,担任了萨县保卫团的团总。这个人的政治野心很大,包头哥老会的大龙头杨万桢(即小五杨)民国十四年被石友三枪毙后,他想把全绥远的红帮执掌起来搞地方武装。民国十五年国民军由南口向西溃退,路过萨县被王肯堂的部下缴了将近一万支枪。冯玉祥恨他入骨,叫张树声给诓到包头,亲自打了他两个耳光,由韩复榘的兵用各种酷刑拷打之后,给枭首在西脑包的大照壁外面。李士修和郗效周始终没有离开包头,民国成立以后仍在机关中干一点小的差事,李士修担任过公车局的局长,郗效周于一九三七年包头沦陷后,在日本特务机关利用红帮组织的“水运分会”中担任了会长。李士光虽在外边带过兵,但脱离开队伍后连生活都没有着落,把家眷扔到太原,回到包头住在吕祖庙内,做王建屏朋友体正和尚的食客。后来穷困潦倒,忧郁苦闷而死。李茂林是个东洋留学生,也没有建树,在太原因为受贿一度坐过监狱后,即湮没无闻。
以上便是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前在包、萨活动的概况和几个主要成员在民国成立以后的结局。从这些琐碎事情里,也可以更进一步认识同盟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以及包、萨的同盟会在辛亥期间只是刮了一股清风,并未掀起惊涛巨浪的原因。
来源:黄翔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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