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起喇嘛及藏传佛教，人们总会想到中国西南部的"大藏区"。
而对于北方的蒙古草原，外地人常向往着蓝天、碧草、羊群、蒙古包和成吉思汗，却很少知晓这里也曾有过众多的喇嘛庙。
明清之际，蒙古部落传统的萨满教已经式微。从远方而来的喇嘛们，在蒙古王公的恭敬礼拜之下，将印着藏文的经幡，挂在了敖包的最高处。
草原之上，最富丽堂皇的建筑就是喇嘛庙，就连尊贵的蒙古王爷也在蒙古包里起居，每逢风摇雨撼的暴戾天气，不免有些羡慕那些安堵的喇嘛。
据说，清朝时期，蒙古家庭只能容留长子结婚繁衍、继承家业，其他儿子都得出家，伴着喇嘛庙内的酥油灯，终生诵读经卷……
福徵寺，是老包头城内的一座小型藏传佛教寺庙（喇嘛庙），虽说不上雄伟，也颇有几分庄严。
每年的春秋两季，福徵寺各要举办一场嘛呢法会，尤其是秋季那场，更是隆重而热闹。
当阳光洒满院落的时候，享用过主人备下的奶茶与炒米，二十余名身着藏传佛教服饰的喇嘛，鱼贯而入庙内大殿。随即，法号悠长地响起，钟鼓齐鸣之间，抑扬顿挫的诵经声回荡在福徵寺的内外。
前来观礼的人群熙熙攘攘，不仅有从四方赶来的蒙人，更有城里城外那些喜欢凑热闹看稀罕的汉人，直把福徵寺的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
福徵寺的住持（当家喇嘛）热情地邀请众人入内随喜。当然，若肯做些布施的话，就更受欢迎了，可以很有面子的步入客堂之中，等待那一顿风味独特的蒙餐——乌查（羊背子）和呼连儿（羊油大米粥）。
进入大院，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那两根玛尼杆了，两杆之间的绳索悬挂着五颜六色的"禄马风旗"，迎着秋风，飒飒招展。经旗之下，排列着两座"煨桑" 炉，香柏已经点燃，那股自然清新的味道，随着袅袅青烟，弥漫在整个召梁。
1983年重建的天王殿（黄翔摄于2007年5月）
福徵寺的天王殿（兼作山门，也是过厅）（黄翔摄于2013年10月）
然后，便跨入了过厅（山门）。
过厅并不宽大，却塑着四座颇为壮观的天王，手持法器，横眉竖目，凭着凛凛威风在教化世人行善积德。
在四大天王的怒目之下，俗心化作了虔心，揣着崇敬之情，正式步入召庙内院。眼前，是一座藏式风格的喇嘛庙，平顶、白墙与窄窗，朴实而浑厚。
福徵寺的大殿（黄翔摄于2015年2月）
人们簇拥在大殿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着诵经的喇嘛、古怪的法器，还有四壁悬挂着的花花绿绿的"唐卡"。这情景，与吕祖庙、财神庙的汉式庙会，是迥然不同的，看完回去，又添了许多的谈资。
大殿的底层是空阔的经堂，两排粗大的木柱支撑着楼上的木质地板，或许是因此年代久远的缘故，满是沉郁的暗光与尘霉的气味。经堂之上，铺列着两行低矮的坐床，每当嘛呢法会及特殊的庆典日子，才会坐满盘膝的喇嘛，微微晃动身形，诵读着经卷或奏响着法器。
只有尊贵的客人，才会被请上大殿的二楼参观。沿着窄、陡且光线暗淡的木梯攀上去，眼前忽然一亮，南侧竟是满面的门窗，外面还有一道带有护栏的走廊。伏在栏上观望，脚下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远处是鳞次栉比的屋脊，聆听着经堂里的梵音声声，凝视着煨桑炉的青烟徐徐，总会有那么一瞬，浑然失神。蓦然回首，却正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塑像，于是，忙不迭地下跪礼拜。这是二楼的前堂，转到佛祖塑像的背后，还有一处后堂，供奉着藏传佛教的雕像与唐卡，或庄严或慈祥或恚怒，神态各异。
这座福徵寺，宗教上或行政上的地位并不高，只是土默特右翼旗巴氏家族的家庙。而巴氏家族，正是老包头的原住民，当他们吆喝着羊群，游牧在这片土地之时，汉人与回回还没有半点儿踪影。
我在"走过老包头"系列文章中，曾用《西口雄风》讲述了老包头汉人的源流，又曾用《清真大寺》讲述了老包头回民的源流，现在要用这一篇文章来讲述老包头蒙古人的源流。
对于一个喜欢游牧的民族，想要讲清它的源流，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顺着根脉摸索过去，又要牵出阿勒坦汗与三娘子。
我曾写过"历史的足迹"系列文章，从六千多年前的阿善人讲起，以阿勒坦汗与三娘子的传奇事迹为结尾。现在续写下来，正凑成一部有来龙有去脉的"包头闲史"了。
明朝后期，这片土地由"丰州滩"改称为"土默川"，迎来了蒙古史上浓墨重彩的中兴盛世。至今，威名远震的阿勒坦汗和英姿飒爽的三娘子，仍是草原上津津乐道的人物。
阿勒坦汗与三娘子的雕像（美岱召内）（黄翔摄于2007年8月）
万历十年（1582年），蒙古骄子阿勒坦汗逝世，犹如狼群失去了优秀的领袖，土默特部很快就陷入权位的纷争之中。
次年，阿勒坦汗的长子辛爱黄台吉，迎娶了父亲的"爱妃"、也就是自己的继母——三娘子。
这样的举动，在中原汉人的眼中，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乱伦"。然而，这种"娶后母，纳寡嫂"的收继婚制，曾经是游牧民族长期保持的风俗。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茫茫草原，一个独身女人（特别是带着幼小孩子的独身女人）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收继婚的风俗，可以使家族的生命得以更好的延续，也让家族的财产不会旁落到外人手中。
古老风俗之下，再尊贵的身份也只能屈从，就是那位远嫁匈奴的南国佳人王昭君，在丈夫死后，也是再嫁于继子的。
而三娘子手握土默特部的兵符、王印，又与明朝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只有娶了她，辛爱黄台吉才能顺利地继承"顺义王"的爵位。
这个由汉人朝廷赐予的"顺义王"爵位，意味着每年可以获得明朝皇帝的大量封赏，那些来自中原、甚至是来自江南的珍奇之物，不仅被用来炫耀，也被用来佐证执掌王权者的正统。
三娘子迫不得已再嫁，辛爱黄台吉如愿以偿继承王位。然而，两人同床异梦，土默特草原的祥和氛围也渐渐发生了改变……
终于，贪杯的辛爱黄台吉离世了，这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传位到扯力克。
此时，三娘子已过中年，有权有势的她本可不必再嫁。然而，又是那个"顺义王"的头衔在作祟，只得半羞半愧三嫁于年轻气盛的扯力克。
这场"祖孙结合"的政治婚姻，种下了土默特部削弱与分化的祸根。
三娘子一心想帮自己的亲生儿子不他失礼、孙子素囊台吉扩充势力，密谋篡夺王位。扯力克也毫不示弱，双方明争暗斗，几乎刀兵相见。原本依附于土默特部的蒙古部落，见些情形，逐渐散去。
当年，阿拉坦汗在阴山脚下一声长啸，就是千里之外的青海湖畔也诚惶诚恐，如今，号令发出，就连黄河南岸的鄂尔多斯部落也只是捻须冷笑。
到了1613年，卜石兔继承"顺义王"之时，部落内部的争权夺利更是无休无止，曾经雄霸草原的土默特部已经元气大伤了。可叹，兴衰更替，不过数代而已。
不久，草原东方的蒙古察哈尔部崛起，当林丹汗的大军扬鞭而来，日薄西山的土默特部落只得俯首称臣。
逃亡到河套地区的卜石兔并不甘心失败，他拜倒在成吉思汗及阿拉坦汗的画像之下，折箭为誓，要重新夺回土默特。然而，几次试探性的反攻，都以惨败告终。已经丧失了胆气的狼，怎么会是雄狮的对手？
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流离失所的卜石兔派出信使，前往东方叩拜掌权不久的皇太极。一番谦恭的言辞之后，表示愿意配合后金铁骑，从东西两面夹击林丹汗。
面对这样的建议，皇太极刚开始还是有些心动的，但转念一想，以卜石兔目前的力量，实在难以承当一个得力盟友的重任。况且，自己刚刚继承父亲努尔哈赤的王位，权力尚不稳固，暂时无暇远征。于是，皇太极提笔回信，愿与卜石兔结盟，不过，合击林丹汗的时机尚未成熟，数年之后才可挥师西进。
接到回信，卜石兔万分失落，走出大帐，面对着圆圆的草原落日，喟然长叹。此后，史书之上，再也没有他的点滴消息。
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亲率三路大军，追击察哈尔部林丹汗。他派出联络的信使返回报告，卜石兔已无影踪，而土默特部落状如一盘散沙，根本不堪作为盟友。
林丹汗兵败如山倒，仓皇丢弃土默川的领地，渡河西奔。在他身后，卜石兔之子俄木布洪台吉，率领古禄格、杭高、托博克等头目，趁机活跃了起来，召集土默特部的余众，归降于后金军队的大旗之下。
念在土默特部主动归降，并且前有结盟之意，皇太极诏令"安堵如故"。
然而，土默特部曾经号令漠南蒙古数十年，阿勒坦汗的事迹仍在传扬，对于立足未稳的后金当权者来说，有着隐隐的威胁。
仅仅过了三年，留驻在库库和屯城（今呼和浩特）的皇太极之侄岳托，以并无实证的"俄木布暗中勾结明朝势力"为借口，发动了"废爵事件"，将俄木布贬为庶人。刚刚有了一些中兴气象的土默特部，被当头浇了一桶冷水。
崇德三年（1638年），大清朝廷按照八旗制度，将土默特部编为左右两翼，每翼一旗，设左右翼都统。在任命名单之上，古禄格为左翼都统、杭高为右翼都统。
据说，杭高，姓"巴拉格特"，正是老包头巴氏家族的祖先。
作为八旗子弟，土默特部的男丁要承担相应的兵役与劳役，却没有什么固定的粮饷。他们的待遇，就是由政府拨给一块草场，做为游牧生息的"户口地"。按照规定：蒙民的"户口地"，属于集体公有，分到各户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但是可以出租。这一点，倒是与中国现在的农村土地制度，有着一些相似之处。
老包头的巴氏家族，隶属于土默特右翼旗六甲，计有十五家大户，拨给"户口地"近千顷，以供休养生息。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走西口"的汉人难民越来越多，纷纷向巴氏家族请求租垦土地。游牧的生活，远非人们所想像的那般罗曼蒂克，满是困苦与艰辛，如今可以当个坐享租金的小地主，自然是件舒心快意的事。于是，博托河（东河槽）两岸的牧场日渐萎缩，变成了阡陌纵横的田园风光。
与内地的汉人地主相比，巴氏家族的土地租金收取得相当微薄，这就使得"走西口"的难民很快便能安身立命，并且呼朋唤友趋之若鹜。蒙人地主，性情淳朴，哪里懂得多少盘剥敲诈的手段。数百年间，不仅没出一个有名的恶霸，就连贪婪之辈也不多见，大都只是满足于衣食无忧而已。
笃信藏传佛教的蒙古人，只要生活还能支撑，就不吝钱财，热心地捐资兴修喇嘛庙。盟（相当于内地的地级市）有盟庙，旗（相当于内地的县）有旗庙，甚至还有某个家族修建的家庙。鼎盛之时，蒙古地区的喇嘛庙数量并不逊于西藏与青海。
老包头的巴氏家族选定于博托河西岸的土梁之下，修建了自己的家庙——福徵寺（俗称包头召），供奉着释迦牟尼与宗喀巴。从此，这片地方就叫做了"召梁"。
据《绥远通志稿》所载：福祯寺，在省垣西三百六十里，包头城内召梁上，建始年代未详，碑碣亦无可稽者。按包头原居蒙人共十五户，均巴姓，附近土地皆其户口地。此寺疑亦巴氏阖族所建。
如今，包头学者们大多认为，福徵寺应是始建于康熙年间。
巴氏家族，不但建起福徵寺，使得精神有了依托，还学会了汉人习俗，不再进行野葬，要让死后的肉体也入土为安。于是，在召庙东侧（即后来的召梁三道巷内东河文教家属院）圈出了一片坟茔，作为家族的墓地。
祖坟，让巴氏家族更加固定在这片土地上，逐渐放弃了原来的游牧生活，甚至生疏了蒙古的习俗与蒙古的语言，同化于汉人的潮流之中。
幸好，还有福徵寺。它，不仅保留着蒙古人的精神信仰，也是蒙古旅人落脚歇息的地方，草原深处的传统还在这里发挥着影响，成吉思汗的赞歌还在这里低沉地吟唱。
按理说，蒙人"户口地"是属于集体公有的（也可以说是属于国家所有的），那么，巴氏家族又是如何成为老包头的"大地主"呢？
原因很简单，作为政府的基层权力机构，土默特右翼旗六甲一直从清朝延续到了民国，管辖地域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而作为"官家人"的巴氏家族也没有迁移或衰落，香火代代相传，"户口地"也辈辈沿袭，于是被"走西口"而来的汉人视为"根深蒂固的毫无疑义的土地所有者"。
然而，巴氏家族并不是"合格的"地主，他们没有汉人那样强烈的土地价值意识，收取的地租往往甚是微薄。
蒙古人出租土地，先是收取一笔"地租钱"，作为定金，然后再商议每年固定交纳的"岁租钱"。
一些精明的汉人地商嗅出了其中的商机，往往拿出一笔不菲的"地租钱"，塞进巴氏蒙人的手里，表明自己的实力与诚意。憨厚的蒙人看到白晃晃的银两与沉甸甸的铜钱，心底早已乐开了花，盘算着要盖一间新屋、买一匹好马或者向召庙做一次体面的布施，对于每年收缴的地租（岁租钱）却并不在意，往往订得极低。
而且，在许多租约之上，还写下了这样的条款——"永远耕种，许退不许夺，又不许涨租金"，分明是一纸赤裸裸的"杨白劳欺诈黄世仁"的霸王条款。即使在1898年，大英帝国用炮舰威逼清政府签下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对于"新界"的租借期限，也只是含蓄地定为"九十九年"。
拿到了大片土地，汉人地商酌情处置：较为偏远的土地，转租给逃荒的难民耕种，岁租钱当然要涨上几倍的；靠近村镇的土地，则盖起房屋，出售或招租，价钱当然高得离谱，几乎要让普通百姓耗尽一生的血汗钱。
汉人地商，精明到了极致，也贪婪到了极致！
作为商业重镇的老包头，土地更是炙手可热，承租、转租、分租，甚至发展到后来的质押与典卖，情形日益复杂，纠纷与诉讼愈演愈烈。
1923年，土默特右翼旗六甲参领格尔扎布（荣祥之父）特意坐镇包头，颇为用心调解土地纠纷，待初步理清头绪之后，在福徵寺内成立了"土默特旗蒙民生计会"，专门负责处理蒙汉之间的土地租佃事宜。
从此，福徵寺，又多了一个"地主宅院"的名头。
按照规定，每当土地转租（或转卖）一次，原来的蒙人地主依据议定的地价，收取5%的"过约费"，每年的"岁租钱"则按地价的1‰收取。此外，再按地价的3%提取"过约手续费"，做为"土默特旗蒙民生计会"的办公经费及"土默特旗第五小学"的教育经费。
由此，1924年，"土默特旗第五小学"在福徵寺院内成立，招收了蒙族学生数十名，开启了包头蒙族教育的先河。
于是，福徵寺，有了一段"育才基地"的佳话。从这里走出的蒙族学生，不少成为包头乃至内蒙的风云人物。
巴氏家族，凭着"户口地"的出租，成为老包头当之无愧的"地主"。每到过年时节，城内有身份有地位的官绅仕商络绎前来巴氏家庙拜望，在福徵寺的大殿之上，各式名帖几乎粘满了半墙。
直到1949年，红色的旗帜高高飘扬在老包头的上空，蒙人的"户口地"全部归入了国家。"从此，他们告别了坐享其利的腐朽生活，走上了自食其力的光荣道路"。
促使巴氏家族走上光荣道路的，不仅有汉族的共产党员，也有蒙族的共产党员，甚至还有出身于巴氏家族的女共产党员。
在福徵寺的大院之中，树立着两尊蒙古族共产党员的塑像——李裕智与巴增秀。
李裕智，蒙名为巴吐尔罄，土默特旗河口镇南双墙村人，是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地区的早期领导人，是红色革命史上一颗耀眼而短暂的星辰。
少年时期，李裕智在归绥（呼和浩特市）先后就读于高小与中学。那个大动荡年代，有迷茫，也有激昂，却也正是"自古英雄出少年"难得境遇。受到新思想启迪的李裕智，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与组织才能，成为数起"爱国学潮"的中坚力量。
1923年秋季，李裕智与乌兰夫、多松年等蒙古族青年，一起考入了北京蒙藏学校，踏上了这片曾是"五四运动"发祥地的热土。不久之后，满怀激情的李裕智，得到了中共领导人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的关注，先是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很快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在同时期的蒙古族共产党员之中，他的表现最突出，也被寄予了最大的希望与重托。
1925年春季，李裕智接受组织安排，回到内蒙古开展革命活动。他把落脚之地选在了福徵寺，这座召庙在老包头有着特殊的影响与势力，有了它的掩护，行动与安全便多了保障。
1925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内蒙古革命势力的一年。先是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指导之下，成立了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又称内蒙古国民党，后来改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这个党的性质是统战组织，由白云梯任委员长，李裕智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接着，又成立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由中共北方区委直接领导，李大钊亲自担任书记，李裕智当选为执行委员。
此后，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王瑞符也被派到包头，与李裕智协同开展工作。很快，他们就在福徵寺院内，挂起了"中国国民党内蒙古省党部"和“中国国民党包头市党部”的牌子，为老包头的革命活动点燃了第一束熊熊火炬。
李裕智塑像（黄翔摄于2013年10月）
要想革命，得握紧枪杆子，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为此，李裕智殚精竭虑，四处奔波招募人马、筹措经费、购买枪支，不仅要与军阀周旋，还要争取大小土匪的归顺。夹缝之中的生存，谈何容易！
1926年6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在包头正式建立，旺丹尼玛任总指挥，李裕智任副总指挥。旺丹尼玛，曾在清朝末年领导伊克昭盟札萨克旗的"独贵龙"武装抗垦，十年之间，驰骋内蒙西部草原，让前来围剿的官兵吃尽了苦头，是蒙古人之中老资格的"革命者"。
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发展迅速，下辖3个旅，兵员近2000人，并创办了内蒙古军官学校，由王瑞符担任校长。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1926年3月，广州黄埔发生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由此，蒋介石撕裂了国共合作的局面，大力排斥共产党人，独掌国民革命军的指挥权力。
几乎与此同时，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委员长白云梯也倾向于右派，开始暗中筹划夺权行动。1926年秋季，在一场宴会之后，旺丹尼玛中毒身亡。不久，白云梯又擅自免除了王瑞符的内蒙古军官学校校长职务，同时指派自己的心腹暴子清担任骑兵独立旅的旅长兼前敌总指挥，试图架空李裕智的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的控制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当年九月，白云梯遥相呼应，发表了《内蒙国民党反共宣言》，公开叛变共产革命。
此时，李裕智尚未知情，正率领骑兵独立旅前往增援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12团。第12团，由"独贵龙"武装抗垦的另一位著名人物锡尼喇嘛领导，正在遭受伊克召盟乌审旗蒙古王公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围攻。
当增援部队抵达毛乌素沙漠之时，骑兵独立旅旅长暴子清接到白云梯的指令，诱捕了李裕智，并于1927年10月8日秘密枪杀。
这一年，李裕智年仅26岁。
李裕智牺牲之后，锡尼喇嘛独力难支，于1929年正月初二，惨遭叛徒杀害。
至此，轰轰烈烈的内蒙古早期共产革命陷入了低潮。福徵寺内，李裕智曾经亲手悬挂的那块牌子，也在暴风疾雨中渐渐模糊了痕迹。
2013年的秋季，李裕智遇难86年之后，我进入福徵寺院内。在大殿的背后，看到了一排翻新不久的房屋，侧面挂着几块牌子，其中的一块写着"一九二五年中共包头工委旧址"。那一瞬，心动了一下，仿佛看到了那张年轻的脸，听到了那串爽朗的笑……
福徵寺内的革命活动旧址（黄翔摄于2013年10月）
老包头的巴氏家族，也出了多位革命志士。巴文峻，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关系密切，更是有名的"塞北才俊"。他还有一个侄子巴增华、一个侄女巴增秀。巴增华，曾在福徵寺内的土默特旗第五小学担任校长，1933年秋，刘仁（后任北京市委副书记）、梁一鸣在老包头组建中共绥远特委，受到过他的掩护。
巴增秀，蒙名为阿拉更，就出生于老包头的召梁之上。她幼年丧母、少年丧父，又患过一场眼疾，左眼失明。不幸的际遇，并没有让她消沉，反而像荒漠中的柠条花，任凭风沙肆虐，依然倔强怒放。
18岁那年，巴增秀被叔叔巴文峻从姥姥家中接回包头。
1938年，她前往归绥（呼和浩特市）的土默特高等小学读书，此时内蒙东部已经沦陷于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整个中华民族（包括蒙古族）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1939年秋，她的表哥勇夫（原名荣尚义）调任中共土默特旗工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多次来到土默特高等小学，向她和她的同学们灌输着共产主义的理想。不久，在表哥的启发与帮助之下，巴增秀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成为了陕北公学的一名学员。
1941年春，踏着宝塔山下的这片热土，巴增秀郑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六月，巴增秀等一批革命青年接受组织派遣，奔赴内蒙古的大青山抗日前线，经历血与火的洗礼。这里，距离老包头不过百里的路程，但她只能遥遥相望，出于保密的需要，她甚至不能再叫巴增秀或阿拉更，而是化名李彤。
她被派到武归县政府任建设科科员，兼做文化和民族工作。
这一时期，正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最为艰苦的岁月。日伪军轮番挺进深山，发动围攻或突袭，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困死抗日力量。本来就已贫困的山村，经过数番"三光"，随处可见残墙断壁与荒芜的田地。作为建设科科员，巴增秀的任务就是鼓舞群众的信心，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深入浅出（甚至是苦口婆心）的宣传，还需要身体力行的劳动，与当地民众一起挖土窑、种土豆、割莜麦，有时还要躲山洞、煮野菜。不论环境如何艰苦，巴增秀从来都是一副热情开朗的姿态，在劳作歇息的时候，常能听到她用清亮的嗓音，唱起来自延安的革命歌曲……
1942年春，日伪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扫荡，巴增秀带领老乡们与敌周旋，白天藏入野山，晚上潜回村中。一天晚上，已经怀孕数月的巴增秀刚刚在窑洞中躺下，突发敌情，仓促转移。月黑夜高，山路崎岖，匆匆行走的巴增秀猛然感到剧烈的腹痛，不幸小产。深山野岭之间，哪有什么救治条件，在老乡们焦灼的目光下，巴增秀终因失血过多，凋谢于大青山。
这一年，巴增秀年仅26岁。
巴增秀塑像（黄翔摄于2013年10月）
李裕智与巴增秀，两张年轻的脸庞，永久凝结于26岁，静静地伫立在福徵寺的院内，目光深邃，感叹着新中国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云与思想蜕变……
在这座大院里，还曾留下过许多革命志士的足迹，乌兰夫（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森、吉雅泰、奎璧、吉合、恒升、朱实夫、曾涌泉、多松年……
福徵寺，这座并不十分起眼的建筑，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了许多的印痕。有着历史的价值、宗教的价值，更有着革命的纪念意义，因此于2006年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前些日子，又去了一趟老包头的北梁。这里，旧城改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几乎拆为一片废墟。
瓦砾之间，福徵寺依旧挺立，并且有着新的建设。
包头蒙族的根，再次勃发着生机……
初稿：2008年2月 修改：2015年5月
作者简介：黄翔，网名“阴山小虫”，包头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 秘书长、包头九原博物馆 理事、包头烹饪餐饮饭店行业协会 副会长。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尝百般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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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r|爱上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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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30 12:4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