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雄风寻觅到走西口的痕迹,也找到了老包头初生的印记！

愤青

　　为了红颜，吴三桂怒发冲冠，愤然敞开了山海关。在他的引导之下，满洲铁骑滚滚杀入，汉人的江山被再次踏破。
　　夺得了皇帝宝座的满洲人，始终难以完全信任那些匍匐在阶下的汉人，他们更愿意扶持同为北方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作为可靠的藩属兼盟友。
　　登基伊始，大清皇帝便在新的疆域地图上，划下了两道醒目的红线，为满洲人、为蒙古人，圈定出大片的特殊领地。
　　一道柳条边，封锁着东北大地，禁止汉人入内。
　　边外，是满洲人的保留地。
　　一道明长城，隔离着蒙古草原，禁止汉人入内。
　　塞北，是蒙古人的驻牧地。
　　擅入禁区的汉人，按律重罚，甚至会被斩首示众！——这就是大清王朝有名的禁边政策。
　　然而，那些写明禁令的木牌，树立了不到一百年，就被闯关东、走西口的汉人们纷纷踩倒在脚下，与历史一起破碎为尘埃。
　　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一起成为了中国移民史上轰轰烈烈的大事件。
　　老包头（包头市东河区）的西端，是巴彦塔拉大街和西脑包大街交汇点，这里有一座小小的街心绿地。2007年7月，相约“骑游老城，感受人文”的二十名驴友，就是从这里开始行程的。
　　绿地中央，矗立着一尊标志性的仿青铜塑像。塑像的主体，是一位骠悍的汉子，跨着骏马、舞着大氅，昂首前冲。雕塑下方，有长长的一块石板，注释着它的名称——西口雄风。

　　“西口雄风”雕塑
　　掀开泛黄的史书，寻觅到“走西口”的痕迹，也就寻觅到了老包头初生的印记。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
　　晋北的河曲、保德、偏关，陕北的神木、府谷、榆林，隔着明代长城与内蒙古相邻，近几年正大量制造着“煤老板”与“油老板”的财富神话。然而，明清时期，这里却笼罩在一派凄风苦雨之中。
　　先是追随着李闯王灭明，后来又有陕甘回民反清，晋陕北部的暴动与叛乱此伏彼起，战火把这片本就贫瘠的土地蹂躏了一遍又一遍。侥幸逃生的百姓，尚未来得及喘息，又被连年灾荒打入了饥饿的深渊。“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景，四处弥漫于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
　　走投无路的人们终于狠下心来，把求生的目光转向长城外面那片辽阔而富饶的草原。然而，塞北的草原是清朝皇帝特意划给蒙古王公们游牧生息的领地，不允许汉人踏入半步。朝廷禁令高悬：有私越者，必置重典。
　　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晋陕汉子们，此时已不再顾忌“杀头”的风险，毅然决定偷越禁界，闯过森严的长城关口，到内蒙草原私自垦荒种地，为自己和妻儿拼一条活路。
　　以性命相博的“走西口”，竟收获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憨厚的蒙古人，看着这些鹑衣百结乞丐般的汉人流民，动了恻隐之心。只需几枚铜钱，甚至只要几句哀求，再加上满脸浊泪，就可以换来一大片肥沃的土地。蒙古人听不懂这些流民的语言，可是他们明白，如果不肯租让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这些鲜活的生命很快就会成为荒原上的白骨。
　　野花与野草，一年又一年的凋零与枯萎，化作天然肥料，使得塞北草原沃野千里。“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肥沃的土地，给了他们丰盛的收获。
　　与饥寒交迫的故土相比，这里简直是世外的桃源。
　　初冬时节，逃荒塞北的人们陆续返回村里，同时担回了沉甸甸的粮食。望着别人的喜悦，那些没有勇气“闯口外”的男人们后悔得直是跺脚，身后的女人忽然用手捂着脸，跑回了自家的土窑，艾艾怨怨地哭了半夜，红肿了双眼。
　　中国西北的农民，保守而执拗，轻易不肯离开世代耕种的黄土高坡，那里深藏祖宗留下来的胆与魂。
　　然而，日渐迫近的贫穷与饥馑，终于逼得年轻汉子狠下了心肠，别妻离子，茫然踏上向西的路途。

　　身后，是一阵阵涰泣，一声声叮嘱：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出村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
　　走路走那大路口，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
　　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
　　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
　　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
　　衣衫褴褛的妹子，站在村口的崖畔畔上，淌着热泪，唱起这首凄婉缠绵的《走西口》。
　　情哥哥举起粗厚的大手，假装要扶正头上的白肚肚手巾，悄悄用掌心擦过潮湿的眼角。然后，把心一横，拖着沉重的步子，迈过空荡荡的窑洞，迈过沟沟峁峁的黄土坡，消逝在妹子泪眼婆娑的视野外。
　　今天晚上，就要向西渡过冰冷的黄河，就要向北穿过残破的长城，他全然顾不得单薄的破袄如何抵御塞外三月那料峭刺骨的寒风。这一去，是绝不惜力气的，不拼得一个沉甸甸的好收成，怎么有脸回家，宁愿冻死在茫茫荒原！
　　身后，情妹妹的眼泪一串串滑落，浸湿了胸襟，不怕他走后的日子凄苦无助，就盼他做个衣锦还乡的薛仁贵，只愁他变成忘恩负义的陈世美。
　　越是饥馑，粮食的诱惑就越是深刻。“杀头也比饿死强”，成群结队的晋陕贫民蜂拥踏上“走西口”的路途。

　　而面对饥民觅食的惨况，顺治皇帝也逐渐放松了对内蒙地区实行多年的“禁边”政策，只是下旨：凡到蒙古垦荒者，必须春出秋回，不得在蒙古起房造屋，不得娶蒙古女人为妻，不得滋生事端，不得学说蒙语……
　　必须春出秋回，只好像大雁一样，在家乡与内蒙之间做着一年一度的迁徙；不得起房造屋，就依着地势挖一座土窑栖息，于是就有了以垦荒汉人名字所命名的“留宝窑子”、“留柱窑子”等地名；不得娶蒙古女人为妻，就痴心眷恋家乡的情妹妹，于是就有了相思与哀怨缠杂的“走西口”、“圪梁梁”等民歌。
　　穷怕了的人们但求温饱，任何困难都愿承受、都能克服，而土地总是肯给勤劳以丰厚的回报。“走西口”的人，大多不用再去顾虑温饱。
　　然而，塞外草原，落日萧瑟，总会不由得勾起思乡愁肠。
　　“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甚么人留下个走西口……”，悲怆的“山曲”被夜风吹荡在空寂的蒙古高原，久久未能消散。
　　康熙年间，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日益兵强马壮，首领噶尔丹感觉到羽翼已经丰满，便想做一番成吉思汗那样的征战霸业。二十年间，噶尔丹纵横于广袤的中亚腹地，先后征服了新疆的南疆与蒙古的漠北，兵锋一度逼近北京。
　　康熙皇帝极为震怒，决意平息叛乱，六年之内，三次亲征。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物资保障是否到位，常常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行军于人烟稀少的蒙古草原，征集劳役不易，粮草补给更难，着实让康熙皇帝伤透脑筋。
　　于是，征战途中，与清军大队人马形影相随的，有一支浩荡的商队。商人，总是敏锐而勤勉的，清军短缺了什么粮草、损伤了多少战马，甚至大帅的幕僚爱抽哪个地方出产的烟叶，他们全都一清二楚，并且供应及时。
　　这些商人，不但供给军需，也与沿途的蒙古人做起了生意。蒙古人没有现钱，只好进行物物交换，三只羊换一块砖茶，一匹马换一口铁锅，利润之高，令人咋舌。
　　从此，中国商人中，多了一支特殊的商队——旅蒙商。
　　旅蒙商，以山西人居多。多年的“走西口”，已经让他们熟悉了内蒙草原，习惯了风餐露宿，有些人甚至偷偷地学会了蒙话。这些优势，得天独厚，其他地方的商人无法企及，在茫茫草原上连年征战的清军，更是须臾不能离开他们的辅助。
　　噶尔丹叛乱平息之后，旅蒙商依然奔波于蒙古草原，沟通着中国内地与北疆的贸易，甚至远达俄罗斯腹地。鼎盛时期，这些商人开辟的“茶叶之路”，从福建的武夷山直抵俄罗斯的恰克图，万里路途滚动着巨额财富，开创了一代晋商的传奇。
　　山西乔家大院的创业先祖乔贵发，就是“走西口”来到包头，先入了旅蒙商队，后又广开店铺，为后来那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气派宅院，赚下了第一桶的铺地金。
　　旅蒙商人，是“走西口”的人群中，一个特殊的团体。
　　只是，他们发达以后，不再哼唱家乡的“信天游”，而是学着省城的贵人们听起了晋剧，再后来又学着京城的贵人们听起了京剧。偶尔，听到家乡来的学徒哼起“走西口”，也会出一会儿神，想起当年深恋的情妹妹，想起西行路上的杀虎口……
　　征战期间，康熙皇帝曾特别指示，暂行招募大批晋陕灾民，在内蒙草原垦荒种地，以便就近补充军需。
　　禁边政策撕开了一个口子，晋陕贫民奔走相告，结队而来。这里的土地实在肥沃，这里的租金实在微薄。而且，春天的绿苗刚刚露头，就有旅蒙商人前来预定秋后的粮食，听说是供应军需，价钱却也公道。更让人高兴的是，粮食可以换成现钱，省去了担回家乡的苦累。
　　叛乱平息之后，朝廷多次重申“禁边”，试图恢复原来的秩序。然而，丰衣足食的日子，实在太有诱惑，“走西口”的人潮已经停不下来脚步。
　　“法不责众”，渐渐的，朝廷的喝斥声弱了下去。
　　有些胆大的人，竟返回家中，携妻带子一起“走西口”。这一走，就不再回头。递上了几年来积蓄下的血汗钱，又赔着笑脸，塞过去几件新奇的小物件，从蒙古人手里换来了一纸契约，永久租定土地，“许退不许夺”。接着，打坯割草，盖起了房屋，再圈一块菜地，养几只鸡犬，有滋有味的日子，做梦都会笑醒。
　　到了咸丰年间，老包头已经成为“走西口”的重要落脚之地。尤其灾荒之年，每天通过杀虎口的晋陕饥民不下百人。
　　皮肤黝黑的汉子，腰间缠着瘪瘪的粮袋，肩上挑着一副旧箩筐，前面坐着儿子，后面蹲着闺女，淌着汗、咬着牙，一天只能走上三十多里。
　　随行的妻子心痛丈夫，走过一段路，就会劝他歇歇，顺手把省下的半块干馍递了过来：“快吃哇，不吃哪有力气走路了。别看我，我不饿。快到包头了，这里的人家缸里有粮，实在不行就讨点儿哇，娃娃们都饿得没有模样了。”
　　丈夫没有吱声，把馍掰成两半，一块递给儿子，一块递给闺女，再望向妻子时，眼睛有些发红：“再往前走走哇，寻户有活儿干的人家，出点儿力气，换点儿干粮。不能讨吃，脊梁弯了，一辈子就直不起来了。”
　　再坚持坚持，快到包头了，都说那里可以吃饱，那里可以发家，那里是“走西口”人心中的天堂。
　　包头，没有辜负走西口汉子们的汗水与泪水，虽不是个个发迹，但大都能衣食无忧。
　　到了咸丰年间，曾经荒草萋萋的老包头，已经阡陌纵横、鸡犬相闻了。东河村、臭水井、井坪、西脑包、南海子一带，农田泛绿、房舍相接、店铺林立，再加上来来往往的旅蒙商驼队，虽然只是塞北的一处新村，繁荣气象并不输于晋陕地区的有名集镇。
　　1900年，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将中国的大门与自信，彻底击得粉碎。
　　得胜的洋鬼子们趾高气扬，开出了战争赔款的账单：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泱泱大国，每人要赔款一两白银，总额高达4.5亿两；清偿期限为39年，年息四厘，本息合计9.8亿两白银！
　　逃亡归来的慈禧太后，先是奉洋鬼子们的命令，清剿了昔日的“义民”——义和团，接着便盘点家底，打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是国库的空虚程度，还是让这位雍容华贵的当家妇人倒吸了一口凉气。然而，洋鬼子们的口气是强硬的，银子是不敢拖欠的，她只得火速诏令百官，集思广益开辟新的生财之道。这一次纳谏，朝廷倒是罕见地广开言路，少了以往的专横与独断。
　　案几之上，一份奏折让慈禧太后眼睛一亮。不错，内蒙地区幅员辽阔，白白让给蒙古王公们游牧，实在有些可惜。倘若能够由国家施行放垦，一则可以使晋陕贫民有所寄托，二则可以让朝廷国库大为充盈，一举而两得。
　　只是，蒙疆放垦，有违于祖宗定下的禁边政策，而且削弱了蒙古王公们的土地特权，总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可以颁旨施行。这倒也不难，当时内忧外患不断，对于富饶的内蒙地区，俄罗斯与日本都在垂涎三尺，虎视眈眈。趁此时机，迁徙内地贫民，充实北部边疆，自然有利于遏制周边列强的觊觎。如此一项关乎国土得失的重大举措，谁敢乱提反对意见呢？
　　“蒙疆放垦，移民实边”，实在是个好主意，慈禧太后大笔一挥，定了！
　　整个清朝时期，“走西口”的几代晋陕贫民，遭逢的际遇大不相同：初期是三令五申的吓阻，中期是装聋作哑的默许，晚期是大张旗鼓的支持。
　　“移民实边”的政策，从晚清延续到民国，再延续到共产党执政。
　　关口日渐残破，移民却始终未断。晋陕民歌传唱了一代又一代，在内蒙中西部地区，逐渐演化成了本地特色的“二人台”。“走西口”的凄婉哀怨，被“二人台”的诙谐爽朗所代替，能不能听得懂那乡土气息浓郁的“二人台”，成了鉴别是不是老包头人的重要标准。
　　数百年的“走西口”，人流不断，曾涌出过三个高潮时期，而每个高潮，总会对应着一段重要的历史事件。
　　第一次高潮，是清朝咸丰年间，背景是陕甘回变的屠杀；第二次高潮，是清朝光绪年间，背景是八国联军的入侵；第三次高潮，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背景是骇人听闻的饥荒。
　　我的岳父大人，正是随着第三次“走西口”高潮的人流，从山西省河曲县，一步捱一步，逃荒来到包头的。实在饿极了，这个刚满十八岁的小伙子，独自躲进小树林里，哀哀啜泣。
　　包头，一如既往地善待着“走西口”的流民。他肯吃苦，人又机灵，还认真读过几年书。很快，就安定了下来，并且成为了国家工作人员。过了几年，有些积蓄的他，又设法把老家的亲人逐个接到包头，自己也在本地娶妻生女，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真的应该感谢“走西口”，如果没有这样的移民潮，岳父大人就不可能来到包头，而我也就不可能娶到他的女儿。
　　至今，每当碗里盛上面条，妻子总会淋上许多酸酸的醋，依旧不改山西人的本色。
　　近些年来，依仗着地下的资源，晋陕北部已是富得流油，“走西口”的人潮也就戛然而止了。
　　往事已成云烟，杀虎口重归寂寞，只有那首凄婉的“走西口”偶尔哼唱在长城内外，勾起几分淡淡的乡愁……
　　现在，漫步老包头的街巷，那些有了一点儿年纪的人，一开口，还是浓浓的山西口音。
　　“咳，还说个甚‘走西口’了，都是哪着会儿的事情了。吾今，人家都着急忙慌地挣钱了，谁还有心思听你瞎捣拉了？”
　　(来源：阴山小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