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篇从北京图书馆发现的清代碑文！解读了老包头古庙的百年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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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以志之，流传千古。古人修桥、立祠、建庙，总会树立一通或几通石碑，一是为了纪其事、述其功，二是为了表彰捐资者的功德。这样的举动，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幸运，许多为正史所不屑而又为野史所不暇的历史细节，由于这些石碑而得以流传。中国文化的厚度，既在于汗牛充栋的史籍，也在于遍布城乡的古碑。包头老城之内，建有一座南龙王庙，位于葱郁的菜园中。据当地老人讲，它有着古老的身世，更有着灵异的传说。然而，可以记述其事的庙内古碑，早已荡然无存，往事变得扑朔迷离。

一、碑文重现据说，南龙王庙内，也曾碑碣林立，可惜屡遭动荡之后，如今无一幸存。因此，关于它的始建年代，历来颇多争议。一、修纂于日军侵华时期的《包头市志》（完稿于1943年），为包头地区最早的地方志，在“南龙王庙”项下注有：“在东门内，其庙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二、《包头史料荟要（第5辑）》（1981年6月）载有《包头寺庙建立情况》一段文字，写到：“（南龙王庙）清道光十三年（1833）兴建，位于城东南角菜园内，面积不大，但却非常精美壮观。”此后，包头史料文章大多沿用“建于道光十三年”这一说法。然而，三年之后，《东河文史（第1辑）》（1984年11月）刊载了《有关南龙王庙兴建时代的探讨》一文，对以前的两种说法提出了异议：最近我在北京图书馆查阅到重修南龙王庙“碑文”和“小记”。小记云“镇（包头镇）之东南隅，旧有龙王庙一楹，系土默特蒙古所建。不知建于何时，有康熙五年补修匾额，越乾隆间，农民渐集，益以禅房、山门、钟鼓乐楼……”等语。碑是光绪元年（1875）所立。据此可知，早在康熙五年（1666）之前已建庙。《碑文》还记载“新庙肇于康熙，修于乾隆，迄今二百余年矣”，兴建于道光年间之说，恐为传说。就在这册《东河文史（第1辑）》之内，还刊载有《包头的传统庙会和社戏》（作者：韩怀信、郝秉忠），再次提及南龙王庙的碑文，并由此推断“说明该庙最晚在明末清初已建”。

这两篇文章，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在大家的意识之中，老包头是由清代“走西口”而发展起来的移民村镇。社会发展从来都是“先有人烟，再有宗教”。南龙王庙的始建时代，怎么可能早于移民时代，竟是“明末清初”？或许，是为了解开大家对于“碑文”与“小记”的种种疑问。1985年7月，《东河文史（第2辑）》刊载了郝秉忠先生辑录的《重修南龙王庙小记》与《包头城内南龙王庙碑文》，并且注明了出处“见（日本）菊地清的《包头之蔬菜园艺农业灌溉》一书。”南龙王庙碑文，终于重现！

二、追溯往事夺得了皇帝宝座的满洲贵族，始终难以完全信任那些匍匐在阶下的汉人，他们更愿意扶持同为北方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作为可靠的藩属兼盟友。登基伊始，大清皇帝便在新的疆域地图上，沿着明长城，划下了一道醒目的红线。红线的北侧，是塞北草原，把汉人统统驱逐，随之赏赐给蒙古人，成为专属的游牧地。此后，擅入这个禁区的汉人，按律重罚，甚至会被斩首示众！——这就是大清王朝有名的禁边政策。从顺治年间到康熙初期，正是禁边政策最为严厉的阶段。老包头地区，只许蒙古人游牧，绝对禁止汉人耕种与居留。因此，与农耕汉人息息相关的龙王庙，不太可能修建于这个时期的老包头。难道，它竟然是修建于此前的明朝？明朝嘉靖年间，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的土默特首领阿拉坦汗（也称俺答汗），崛起于漠南蒙古。阿拉坦汗深知，要想持续“蒙古中兴”的荣耀，光有奋勇拼杀是不够的，还得要有充实的物质基础。于是，利用各种机会与途径，虏掠、收留及召募汉人前来塞北草原，推行轻徭薄赋的措施，鼓励他们种地、打铁、纺麻、造纸……于是，以美岱召为中心的土默川（也称丰洲滩），陆续建起了一处又一处的“板升”。板升，是指汉人在蒙古地区所建筑的房屋及开辟的田地，后来泛指当地所筑的村庄与城镇。鼎盛时期，定居土默川的汉人多达十万之众。为了取得阿拉坦汗及原住蒙人的认可，他们学蒙话、习蒙俗，与蒙古部族相互影响、相互同化，亦汉亦蒙。老包头，位于土默川的西缘，当时迁往此地的汉人也为数不少。南龙王庙，大约就是那一时期所建，用以祈求龙王保佑风调雨顺、耕种丰收。或许，当清朝统治者将汉人驱出蒙古草原之时，一些已经蒙化的汉人自称为蒙古后裔而获准留下。他们的血脉里依然流淌着部分汉人先祖的血脉，依然有着龙图腾的崇拜。因此，就有了《重修南龙王庙小记》开头所写的：“镇之东南隅，旧有龙王庙一楹，系土默特蒙古所建。不知建于何时，有康熙五年补修匾额。”康熙二十九年（1690）开始，康熙皇帝先后三次亲征纵横于蒙古地区的噶尔丹反叛势力。连年征伐，粮草及军需供应吃紧，从而催生了随军服务的山西籍旅蒙商，也正式开启了晋陕汉人到草原耕种的“走西口”序幕。龙王崇拜，随之回归包头地区！久远的岁月，模糊了年轮，南龙王庙始建的具体年代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风烟。三、始建年代基于包头历史的认知，再对旧时碑文予以琢磨，南龙王庙的始建年代，逐渐有了定论。一、那本被包头文史爱好者视为书案必备资料的《包头史话》，由中共包头市委宣传部于1994年7月编成，主编为德高望重的李绍钦先生（原包头市志史办主任）。在其《南龙王庙碑》文中写到：“这一碑文和小记，提供了许多历史信息。早在康熙五年之前，这里便有了龙王庙，而且匾额已坏，进行补修。这和明代史料所说，阿拉坦汗后期，丰州滩有十万汉人来此升板筑房垦田之事吻合。据刘宝窑子和刘柱窑子老人回忆，他们的祖先是明嘉靖年间，从山西河曲县大瓦村迁来。”二、2009年9月，“包头文物考古丛书”之《包头老城》出版，主编为张海斌先生（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处长）。书中有数篇文字涉及南王庙，认为“南龙王庙是包头旧城兴建最早的寺庙，始建于明朝末年。”三、2010年9月出版的《老包头寺庙文化》，由知名学者柳陆、朱丹林、刘寒霓编著，在其《南龙王庙》一文中也写到：“南龙王庙建庙时间，可以推算到明后期阿勒坦汗时代。”由此，南龙王庙的始建年代，从日伪时期《包头市志》所说的“光绪元年”，延至“道光十三年”，又延至“明代末期”，逐步接近真相。日伪时期的《包头市志》是由孙斌（字鸣琴）所编，此人乃是老包头有名的饱学之士。在写至“神教志”之时，所记11座寺庙，唯有南龙王庙标明了修建年代，却写为“建于光绪元年”。这样的失误，颇为令人不解。或许，孙斌先生并未亲睹碑文，只是听闻“南龙王庙内古碑上有光绪元年的字样”，便将重修立碑之年，误认为始建之年了。可见，做学问，不能偷懒、不能偏执，更不能偏信。当然，这也难怪孙斌先生等人，老包头文化晚开，大家对于人文底蕴很是缺乏自信。曾几何时，把庙宇的始建推为清初，已属胆大妄为了，何况，竟敢推至明末！好在，如今太平之世，学问日益深刻，真相终会得到公认。

附录：重修南龙王庙小记镇之东南隅，旧有龙王庙一楹，系土默特蒙古所建。不知建于何时，有康熙五年补修匾额。越乾隆间，农民渐集，益以禅房、山门、钟鼓乐楼。局面虽不宏敞，然有特异者：神座后有小孔，探之不知深浅。相传下有洞府，遇亢旱，祷则雨。盖虽地效其灵，而其实神为之力也。乃历年既久，神像剥落，殿宇倾颓。居斯土者，目击心伤。每欲修葺，而阻于工巨。光绪乙亥春，公行总领倡议重兴，园行与各社源源乐助。于是，鸠工庀材，黝垩丹青，以次递举。因旧庙颇小，将旧殿展荡数丈。殿既成，移神像于其中，及窥旧日之洞口，渺无痕迹。经新殿神座后，小孔忽现，匠氏泥封之，而交睫复然。住持僧曰：此系旧洞之变化，宜听其自然，不可弥也。噫！旧殿已没，新殿甫成。其孔之没，有如是者，此真非常之应灵，人莫能测，不有以志之，不将终于不传乎？夫天下胜地名区，古迹胜境，载在史册，传于后世者，皆有心人恐其湮没也。余为之记也，亦若是焉耳。至于原祀新添诸神配像，以及施财众士，别有碑记，无庸予之繁牍也。是役也，二月经始，九月告竣。予乐其神之灵而成之速，将见庙貌威严，聿昭重新之象，即知神灵默佑。常闻：大有之歌，一方之辛，万家之福。爰执笔而为之记。大清光绪元年岁次乙亥秋九月山西河曲县贡生邬宝熏沐撰并书包头城内南龙王庙碑文古语云：太平之世，五风十雨。是知万物非雨不生、非风不畅，而农家之资风雨为尤切。包镇旧有龙王庙，为农民祈雨之所，先辈建之于东南巽地，以主风神以降雨，亦此意欤？然庙肇于康熙，修于乾隆，迄今二百余年矣，造化日新，物极必变。园行久欲重建，而力不胜，因竭力醵赀千金，付托公行。公行诸君子出其鼎力，慨然主成其事，插田基而拓之增之。七八月之间，翚飞鸟革，焕然一新。正殿五间，山门三间，禅堂香积，以及钟鼓乐楼皆备焉。殿上塑龙王、轩辕、梅葛二仙、鲁班、夏公，金碧雕垩，神灵赫濯。自今以往，和风甘雨，以生以畅，民物咸遂，神功斯彰。既陈颠末，复赞以铭辞，铭曰：赫赫龙天，宏此亭毒。雨雨风风，相我耕凿。出作入息，浑忘帝力。时循太平，民安怀葛。无取滋黩，矢事祷祝。予之记言，丰于饶舌。布施芳名，寿斯贞石。代州儒学生员解景云撰阳曲县杨维林敬书河曲县贡生邬宝题额（蒙古）海宝、复成玉、公顺园、李光明、李海、复盛园、尹震威、董文锦、德盛林、广泰园大清光绪元年岁次乙亥九月吉日立备注：1、《小记》和《碑文》见日本人菊地清《包头之蔬菜园艺农业灌溉》一书。2、《小记》和《碑文》系郝秉忠辑录。3、《小记》和《碑文》最早刊于《东河文史（第二辑）》（1985年）。4、原文为繁体汉字，辑录时改为简体字。5、原文无标点，系辑录者所加。6、康熙五年，即公元1666年；光绪元年乙亥，即公元1875年。作者简介：徐麦涵，1989年6月出生，内蒙古包头人。南昌大学宗教学硕士、南昌大学历史学博士在读，包头市南龙王庙住持、内蒙古道教协会副会长、包头市道教协会会长，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东大鼓）传承人、东河区曲艺家协会主席，包头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