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有的是草原，却没有大海，这是妇孺皆知的共识。但历史上由于内蒙古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在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分界线的节点上。故而战争不断。
1930年前后包头码头已经成为当时的一景，人们在闲暇之时常去码头休闲纳凉。
黄河流过宁夏后，继续向北流，进入内蒙古境内，因受阴山山脉所阻，折向东流，穿过阴山山脉前沿的巴彦淖尔、包头与鄂尔多斯台地之间的冲积平原，流到呼和浩特托克托县后进入山西，继续奔腾向前。上游河段到此为止，流程共达3470多公里。
船家是常年在船上生活的人们，图为一名妇女在自己家的船上生火做饭。
历史上，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包头、鄂尔多斯和呼和浩特的黄河的流经地，渡口林立，码头繁盛。早在战国时期，在内蒙古境内就有君子渡（呼和浩特托克托县）、榆林古渡（鄂尔多斯准格尔旗）、金津渡口（鄂尔多斯杭锦旗）、昭君坟渡口（包头九原区）以及高阙渡（巴彦淖尔临河）和沃野镇渡（巴彦淖尔乌拉特前旗）等。但在内蒙古众多古渡中唯有包头渡口在清末成了黄河上游最大的港口。
民国时期，包头不仅是塞外重镇，亦是水旱码头，还是时尚文化的集结地。
在隋唐时期，唐王朝在内蒙古设立了东、中、西三座受降城，有效地防止了突厥、回鹘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南犯。在中受降城就设置渡口，该渡口位于今内蒙古包头市西郊二里半或王大汗营子附近，是秦直道上的旧渡口。唐以后,它又成为关内至夏州、由夏州至塞上大同云中道的关隘。
1930年包头码头附近上的船场，这里的船多人多，还有揽船活的人更多
唐朝中期宰相贾耽称：至塞上中受降城(今包头市)后，“正北如东八千里有呼延谷，谷北有旧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很明显，该渡口是唐太宗平定突厥和漠北各民族与唐王朝相互沟通的“参天可汗道”(即“回道”)的必经渡口，也是漠北各族与中原贸易交往的必经关口。
1930年包头渡口风韵犹存，人们有的想要摆渡，有的驻足观望，也有的在窃窃私语。
由于这一渡口处在由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西去南俄草原的“回鹘道”上，由中原向波斯、罗马帝国输出的丝绢，经草原输入中原的皮毛、畜产品均由此渡口过渡。该渡口连接“草原丝路”，对于草原游牧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西文化经济的交流起着重大作用。例如，自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迄回鹘西迁前的80余年间，回鹘共向唐倾销了上百万匹马(约折合20万吨)，换取了约2000万匹丝绸(约重合40万吨)。这些物资多由中受降城渡口渡运。这种作用一直到元朝仍旧未变。
1930年停靠在包头码头的大型皮筏。这种皮筏是用羊皮制成的充气的浮具。
包头渡口在清末成为黄河上游最大的港口，民国初仍然保持了这一地位。1917年，南海子河岸倒塌，港口西移至王大汗营子，当时的包头商业繁荣，航运兴旺，私有造船和港口继续得到开发。
1930年包头码头边上的羊皮筏。据说从前最大的羊皮筏子有六百只皮胎，能载重十五吨。
1923年以后，该港的地位更为突出，作用更大。这一时期，从甘肃、青海、宁夏东进包头、河口从事长途运输的船户，主要往返于宁夏、包头、河口之间的航段，并集中在重要的码头从事航运活动。
1930年包头码头的牛皮筏。牛皮筏一般船身长3米、宽2米左右。每船均由1名船夫操作，通常能容纳3—8人。
1930年前后。每年航行到包头的大小船筏(包括绥远境内的)达4500艘(只)。比1840——1911年上升331.04%，即增加3456艘(只)。其中，帆船2000艘左右、筏排2500只左右，年均数量约为2125艘(只)，比近代第一阶段增加1081艘(只)，即上升103.54%。
1930年包头码头牛皮筏上人们。牛皮筏除了轻便灵活外，就是制作工艺简便，成本低。
据推算，这一时期由上游运往包头的木料约为105万立方米。年均4.04万立方；羊毛、皮革、枸杞等大宗物资总量达38826万斤(折19.41万吨)，年均1493.31万斤(折0.75万吨)。由下游到达包头的物资总量约为4810万斤、740万元。共计到达包头的物资总量为43636万斤(折21.82万吨)、105立方米、740万元上述物资均要在包头港口存仓、换筏、换船，分组分运,促使港自各环节、各部位都很繁忙这时候的包头港口。实际成为黄河上游最大的航运枢纽。
在包头的码头上，商业如影相随，时尚的人们不仅在码头上休闲，而且还在码头上寻找商机和风雅。
1923年随着京包铁路的通车，包头港口的位置逐渐被火车取代，直至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
图片来源网络参考《黄河上游航运史》来源：今日头条@王者观古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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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 16:2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