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包头商业沉浮：当年还有一家可以与"复盛公"相提并论的商号

走过老包头

辽阔、空旷……

铃铛花寂寞地盛开了一年又一年，不仅很少听到牧人的歌声，就连黄羊也只是偶尔地疾速奔过。

明长城北边的这片草原，是大清王朝赏赐给蒙古部落的游牧场所，即使牛羊再少，也不准许汉人踏入半步。

然而，在灾荒与饥饿的逼迫下，从顺治年间开始，便有一些晋北、陕北的汉人难民，偷偷越过边塞，在蒙古草原私自开垦种地。

紧闭的大门，被胆颤心惊地推开了一丝缝隙，拉开了"走西口"的序幕。

对于出现在草原上的汉人，大清朝廷当然要厉声喝止的。然而，就在此时，噶尔丹叛军的锋芒渐渐逼向京城，区区几十个汉人的越境事件，是暂时无暇顾及了。

康熙年间，皇帝三次亲征蒙古叛军噶尔丹，为保障沿途的后勤供给，特许汉人商队（多为山西商人）随行贸易，从而催生了一个新兴的商人群体——奔波于草原的旅蒙商。

战争结束了，精明的汉人商队却尝到了与蒙古牧民易货生意的甜头，怎么也不肯再离开这片草原。他们用厚厚的银票与委婉的说辞，将封闭的大门慢慢地拉了开来。

阴山南麓，清澈的博托河（东河槽）两岸，先是成为汉人难民的耕耘乐土，随后又成为旅蒙商的驻足之地。

不过，并不是所有蒙古人都对他们展现出淳朴好客的笑容，至少，贵族与喇嘛是把这些汉人视为"蝗虫"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则传闻盛行于这片草场：有一个大头喇嘛，名叫麻汗庆，善用火枪打猎野兽，并且喜食人肉，能够通过嗅闻道路之上的尘土，而知道人的踪迹与藏匿之地。一旦将人捕获，立即作法使其昏迷，然后掏出弯柄小刀，慢慢割食。

这则传闻，在民国年间编撰的《绥远省通志》、《包头市志》等史料中，均有收录，可见流行之广与影响之深了。

《包头市志》还记载：蒙人常有暗杀华商之事，往往托名贮烟而抽刀行刺，故当时有不敢以烟囊假手蒙人之语。雍正三年，蒙人兜杀商人于今西北门内（西水沟）之土梁上，商人叩阍请讨，朝廷准领龙票以资保护，商户自是始众。

或许是汉人的生存能力确实足够强大，或许是那些骇人听闻的杀戮本来就是用来吓阻汉人的谣言。反正，汉人渐渐成为这片土地的主角，并迫使土著蒙人陆续迁往偏僻之地或阴山之北了。

此时，朝廷那道"禁止汉人移居蒙地"的命令虽然早已松懈，却并未正式取消，因此，博托河两岸的村落还没有纳入政府的有效管辖之内。

没有官吏的滋扰与勒索，没有朝廷的苛捐杂税，只需向蒙人地主交纳少量租金，老包头早期移民享受了一段"无政府主义"者们倾心向往的日子。

到了康熙末年，博托河附近的东河村、刘宝窑子、臭水井、井坪、西脑包、南海子等地，不仅阡陌纵横、鸡犬相闻，而且店招飞舞、生意兴隆，并不输于内地的繁华村镇。

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设置归化城理事同知（正五品），隶属山西大同府，管辖境内汉民事宜，这是漠南蒙古正式建制的开始。从此，老包头（东河区）正式纳入了政府的行政管辖之内。只是，归化城官衙（位于呼和浩特市）距离老包头有数百里之遥，"山高皇帝远"，朝廷的各项法令与政策，在这个偏远的村落里，得到的是漠视与冷遇。

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设置萨拉齐协理通判（正六品），隶属于归化城理事同知厅，由此，行政机构向下延伸，也就加强了对老包头的管理职能。

比起远方的归化城，萨拉齐官衙距离包头就近了许多，从此，身着官服的老爷们，开始了经常性的巡视。他们惊喜的发现，老包头村竟是如此兴盛，朝廷催逼的税与粮，单是此地就可以缴纳大半，为官的重负顿时舒缓了许多。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萨拉齐升为理事厅。行政级别提高了，意味着要为朝廷效更多的力，收缴更多的钱与粮。于是，各任萨拉齐理事便不免将目光落到老包头村的方向，巡视的次数更是频繁起来。

这一时期，老包头一带已经是村落相邻，傍晚时分，家家炊烟升起，竟会绵延数里。博托河西侧，也形成数条商业街道，百余家店铺熙熙攘攘，出入着四方客商。人多，财多，庙也就多。据说，每逢初一、十五或佛诞日，蜂拥的香客常常会挤掉鞋子。不信，你数一数，单是六平方公里的集市区，就有南龙王庙、北龙王庙、财神庙、关帝庙、马王庙、火神庙、清真大寺及福徵寺（剌嘛庙）。

嘉庆十四年（1809年），萨拉齐厅将老包头由村改为镇。

这个镇里，潜龙卧虎，许多创下商界传奇的晋商正是从这里起步的。山西祁县那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气派院落，也是由先祖乔贵发的"广盛公"商号（又改为"复盛公"）开创基业，从老包头掘下了第一桶金。

复盛公商号的发迹，与乔贵发在商业领域的长袖善舞有关，也与老包头在蒙古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

当时，归化城是漠南蒙古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也是旅蒙商云集之地。旅蒙商将归化城称为"西口"，将张家口称为"东口"，作为沟通中国内地与蒙古草原的贸易集散地。无论"西口"还是"东口"，与漠南西部各个蒙古部落的贸易，大多需要途经老包头。长长的驼队，搬运着茶叶、皮毛与白银，刺激着老包头商业的兴起。

不过，直到清朝中后期，老包头商业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远远落后于归化城，甚至比不上萨拉齐。

明清时期，大规模贸易并不以陆路为主。一则，骡马所拉的车辆载重有限，并且行进缓慢；二则，道路崎岖难行，遇到雨雪天气更不知要耽搁多久；三则，沿途官府的关卡林立，还常有盗匪横行。

因此，用大船载货，周行于江河湖海，成为当时大商家的明智选择。于是，沿水各镇多是商业兴旺之地，而水运便利的江南尤其富庶。

明清四大名镇，湖北汉口镇、广东佛山镇、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前三镇皆靠水运贸易起家，景德镇虽然以制瓷闻名，也要通过昌江水路才能行销各地。水运，是四大名镇崛起与繁荣的命脉。

当年康熙西征之时，在黄河沿岸设立了两处官渡——湖滩河溯和毛岱，先是作为军用物资转运基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繁华的贸易码头。

漠南蒙古多是草地与荒漠，黄河几乎是唯一适宜通航的水路。与萨拉齐与归化城相比，包头镇更加靠近黄河，占据着地利，只待天时来临，便可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机遇。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黄河暴涨，洪水肆虐，河口镇的湖滩河溯码头被淹没，繁华码头变成一片泽国。无奈之下，各路客商纷纷寻找适宜依靠的码头，以便卸货与交易。包头镇南侧的南海子渡口，水深港阔，又近临镇内诸多商铺，无疑是新港口的首选。短短半月之间，曾经并不热闹的河岸，竟成为一座帆樯林立、商贾云集的兴盛码头。

同治十三年（1874年），黄河改道。设在土默川的毛岱渡口被河水冲毁，奉谕迁往包头镇。

至此，漠南蒙古仅有的两处官渡——湖滩河溯和毛岱先后废弃，全都移到了包头镇的南海子码头。

包头镇，汇聚着从黄河上游的宁夏、甘肃、青海等地运来的绒毛、皮革及药材，又接纳着从草原地区贩来的牲畜、皮毛，跃然成为集散西北土产的"水旱码头"。

南海子码头的帆墙与羊皮筏（摄于20世纪30年代，摘自互联网）

这一时期，清政府在列强的逼迫之下，签订了诸多"开放贸易、自由通商"的条约。于是，不但内地商家涌到包头进行交易，甚至英商、俄商、日商也赶来开设天长仁、天聚公、新泰兴等洋行。凭借繁荣的商业气象，老包头被誉为"西北重镇"。

此时，包头镇的商业地位已远超萨拉齐，直逼归化城。

提起老包头的商业，人们总会竖起大拇指夸赞一番乔家的"复盛公"，接下来，便很茫然了。

当年，在包头镇，还有一家可以与"复盛公"相提并论的商号——"广恒西"。

如果说，乔贵发开创的"复盛公"是晋商成功的典范，那么，牛邦良主持的"广恒西"就是老包头商业沉浮的缩影。

牛邦良，山西定襄人，自幼学商，凭着精明与勤勉，日后成为中国西北的"皮毛大亨"。

西北皮毛大享——牛邦良

光绪十九年（1893年）年末，牛邦良所在的"明远堂"召开三年一度的结账大会。一番核算之后，这家包头镇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皮毛商号，经过三年颇为兴旺的经营，竟然只是略有盈余。随着业绩的公布，安静的会场顿时喧嚷起来，股东、掌柜及店伙们都流露出惊诧而失望的神情，纷纷陈说着、质疑着。

在大厅的一角，有四个伙计沉默不语，却频频传递着眼神，彼此心领神会地暗暗点头。

一个月后，由于内部失和，"明远堂"正式歇业，从中析出多家店铺。四个伙计没有应邀加入任何一家新店，他们看好包头镇的商业前景，也对自己的能力有着足够的信心，决定组合在一起，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这四个伙计，是牛邦良、邱才山、郭堆玉与李学庆。凑起来的微薄本钱，根本无力承租店铺，然而，他们还是很用心地为这个组合起了一个店铺的名称——"广恒西"。

很快，包头镇的市面上活跃着四个身影，从南海子码头或从包头各个城门进出的商贩们，只要是驮着皮毛、牵着牲畜，就会迎上这四张谦恭的笑脸。他们用周到的应答、殷勤的帮办，博得商贩的好感，寻找着"跑合生意"的机会。

"跑合生意"，就是为买方与卖方牵线搭桥，促成交易之后，从中提取些许佣金，当年叫做"牙纪"，现在叫做"经纪人"。

做一个好"牙纪"并不简单，除了嘴巴甜、腿脚勤，更重要的是对经手货物的精通、对市场行情的了解、对买卖双方的揣摩、对成交时机的把握，当然，收取佣金也不能忽高忽低，让老客户心存疑忌。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把本钱、希冀及个人名誉全部押在"广恒西"上的四个人，始终谨慎地把持着这个"尺度"。

到了年终，四人核算，居然获得纯利白银八百三十两！

不知为何，在第二天，这个消息就插翅一般地传遍了整个包头镇。商家们都议论纷纷，有点头咋舌的，也有羡慕叹服的，不少掌柜召集手下的伙计，要他们多学学那四个人的勤奋与苦干。

四个伙计赚大钱的消息，也传到了山西忻县的几个大财东邢保恒、张英士、丁锡珍等人的耳朵里。几人经过反复计议，在东前街上鼎鼎有名的"复成元"饭馆摆下了酒席，宴请牛邦良四人。酒酣耳热之际，几位财东提出，愿意出资白银五千两，托付四人将"广恒西"做强。

"咱们要把'广恒西'的名气，传扬到整个绥远，传扬到整个西北！"邢财东的手重重拍在了牛邦良的肩膀上。

接下来，是兢兢业业的三年，也是克勤克俭的三年。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广恒西"的第一个结账期到了。低沉的报账声与清脆的算盘声混响了几个时辰，终于，三年的业绩清晰地呈现出来——纯利五万两白银！

这样的数额，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广恒西"店铺内一片欢腾，邱才山兴奋地吩咐大厨房，"去买一只羊、半扇猪肉，还有两大坛好酒，今晚要给大家庆功！"

喜出望外的财东们商定，此次并不按股分红，而是把本金与红利全部留存"广恒西"，扩大经营。

跻身商界，如同行船于大海，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广恒西"也经历过多次的磨难与凶险，但在牛邦良的苦心经营之下，顽强地发展与壮大起来。

出于扩大影响与抵御风险的考虑，"广恒西"兼营起了绒毛、牲畜及药材，产业链也在不断延伸。为了接待远道而来的客商，办起了客店；为了方便客商贮存货物，办起了货栈；为了让投宿的客商吃喝得舒心惬意，办起了饭馆；为了保障饭馆所用粮油的高质与低价，办起了碾房、油坊；甚至为了给客商提供制衣与缝补的便利，专门聘请了缝纫工匠……

"广恒西"的生意越做越大，周转资金也越来越频繁，为了不受乔家复字号的掣肘，牛邦良又拨款一万两白银，开设了广恒源钱庄。

从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时局动荡不安，包头镇的商业也先后受到几轮冲击。然而，大致趋势，还是商家不断增多、商业持续繁荣。

民国三年（1914年），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者张相文先生游历老包头，不禁感慨：城内有商店，凡三百余家，洋行亦多行栈，以收买蒙地皮毛，邮电银行机关完备，其商务殷盛，且将驾归化城而上之。

据资料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年），西北地区、内蒙西部及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集散于包头的皮毛、药材、粮食、白麻、盐碱、水烟等土特产货物，总数约5000万斤，其中羊毛2100万斤、羊绒430万斤、驼毛800万斤，羊皮、旱獭皮、灰鼠皮等各类皮张244600张，待期外运。

民国十二年（1923年），平绥铁路（即今天的京包铁路）修至包头。长长的铁路，把包头与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天津连接起来，西北地区的皮毛、畜产、药材等土特产品翻倍涌入包头，然后通过轰鸣的火车转运到天津，再由远洋货轮行销欧美各国。

这一年，长期隶属于萨拉齐厅的包头镇，开始改置为设治局，预备成立县政府。

相对于老包头在中国西北地区赫赫有名的商业地位，其行政级别低得出奇。作为一个镇级行政机构，想要管理偌大的商业城市，官员们显得力不从心。

于是，商人们自发组织起一个商业行会——包镇公行（后来改称包头商会），用大把的银子将官员们供养起来，然后自告奋勇地为他们"分忧解难"，大包大揽征税催 粮、修缮设施、赈灾扶困、排解纠纷、治安巡逻，甚至管理着监狱。

在很大程度之上，老包头就是一个由商人自治管理的城市，没有官员们的胡乱插手与荒唐指令，自由竞争、良性发展的商业氛围造就"复盛公"、"广恒西"的辉煌，甚至在民权方面，也远比其他城市有着更多的平等与民主。

翻看包镇公行的档案，一眼便会发现，在历任行首（会长）之中，"复盛公"、"广恒西"的经理们占了绝大多数。这个位置，曾给了他们许多荣耀，还有某些特权。但是，每当遭遇横暴政权之时，他们又成了倍受欺诈的对象。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包头正式改置为县。新任县长带来了几名幕僚，一番考察之后，决意强化行政机构，逐步收回包头商会的权力。

接过某家商号掌柜奉上的"贺礼"，县长微笑送客。转过身来，却向幕僚发话："商人嘛，做做生意还行，混官场还是不够老辣的。嗯，这样吧，就给他一个县参议的虚衔吧。"

商人的自治权力，终于被政客取消，老包头商业的鼎盛也定格在了这一年。

然而，更遭糕的事情接踵而至，比县长还要强势百倍的大人物就要来了。

不久，"基督将军"冯玉祥率领国民军陆续撤至包头，先后逗留了一年多时间。驻扎军队的粮秣薪饷全部向包头商会摊派，临行前又强借480万元巨款，直接钱货达损失3000多万元。

对于这个商业重镇，最大的打击，还是军阀混战带来的贸易萧条，商路受阻、货源流失、合作伙伴也断了消息，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经过这场劫难，乔家"复盛公"元气大伤，开始走向衰落。

当时，牛邦良身任包头商会会长，因商务繁忙，由李学庆代表办公。打算西撤的国民军缺粮缺饷，急红了眼，派出大刀队紧紧跟在李学庆身后，逼迫他各处摊派索款。在军人的呵斥下与商人的白眼中，李学庆苦苦支撑了三天，竟一命呜呼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曾经炸开乾隆皇帝与慈禧太后陵寝的"东陵大盗"孙殿英率领四十一军开赴青海，7月途经包头，年末还未离去。虽然只有短短数月，却也祸害包头商民不浅。临行之前，孙殿英唤来包头商会会长董世昌，强令提前收缴1934年的各项税款，并强征汽车、驼队与人夫随军同行。

董世昌（董五三），于1930年从退居养老的牛邦良手中，接任广恒西经理。殚精竭虑数年，刚刚使广恒西从"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强索之下缓过劲来，又遭到"东陵大盗"孙殿英的盘剥，真是苦不堪言。

财大气粗的商人，享受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奢华与气派，但在强权者的眼中，也不过是屠案上待宰的羔羊。秀才遇到兵，只是有理说不清；商人遇到兵，常要被剥得只剩内裤。

然而，商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坚韧，两场兵灾，并未让他们消沉。不过数年，包头商业奇迹般地开始复苏，街市上依旧车水马龙，酒楼里依旧欢声笑语。

老包头的前大街

董世昌放下手中的账簿，满意地点点头，他在屋内踱着方步，开始构想如何再造"广恒西"的荣光。

窗外，夜色迷离，董世昌没有料到，侵华日军的铁蹄即将踏破中华大地、踏碎他的事业之梦。

1937年10月17日，包头沦陷。

占领包头的日军，并未继续向西挺进。包头，成为侵华日军与中国军队交锋与相持的前沿，西北商路从此被阻断，曾经的"水旱码头"变得萧条冷落。

包头成立了伪市政府，大权牢牢把持在日本人的手中。为了支持"大东亚圣战"，日本人在经济领域实行严苛的管制与掠夺。"复盛公"与"广恒西"的大量货物被低价强购，不少店铺也被强行吞并，只留下一副空架子，在漫长的八年时光之中，苟延残喘。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傅作义部队连续发动了包头、绥西、五原三大战役，使侵华日军遭受惨重伤亡。战后，日军展开大规模搜捕"奸细"行动，包头商会会长董世昌、副会长郗相国等人被认为有"暗通中国军队"的嫌疑，身陷囹圄。不久，董世昌等人被杀害于张家口东山坡刑场，为沦为亡国奴的中国商人描下了一笔悲情。

终于，日本投降了，寒冬总算熬了过去。

在举国欢腾之中，"广恒西"经理覃锡树奋笔疾书，一封封快信发给宁夏、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的供货商，也发给北平、天津等华北地区的收购商。

书信之中：他先是振奋于倭寇纳降，以为中华强国的机缘已经来临；接着，又兴奋于平绥铁路复通、黄河水运也再无阻碍；最后，殷切叮嘱曾经的合作伙伴再续商贸往来，大展鸿图于新时代。

覃锡树的信件，很快得到了回应，西北与华北的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座曾让他们发迹与生财的小城。1946年，"广恒西"经手交易的皮毛，竟远远超过抗战前的数量。

商业中兴的希望，在覃锡树心中，在每个老包头商人心中，熊熊燃烧。

可惜，这一切，不过是老包头商业濒临绝境的回光返照。

国共双方开战了，隆隆炮声再次阻断了商路，喧闹的街市再度陷入寥落。一个孩子走过曾经诱人口水的糕点铺，隔着紧闭的门板嗅了一嗅，"呀，还有些点心的香味呢！"他仰起脸，期待的目光却碰到了母亲憔悴的眼神。

那样的糕点，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未能尝到……

解放了，"广恒西"复业了。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用纯粹商人眼光所无法理解与看透的时代，街上的店铺一天天地稀少下去，覃锡树迷茫了。身后，一群年轻人正雄纠纠地走过，"打倒剥削者，清算资本家"的口号飘荡在街头。

1953年，"复盛公"正式歇业；1956年，"广恒西"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中，变身为新华毛织厂。

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成为绝对主导，自由竞争被排斥了，曾经孕育出众多商界精英的土壤也变得贫瘠了。——老包头从此蛰伏，等待着复苏。

多年之后，当改革开放刚刚飘出第一缕春风，就被老包头人（东河人）毫不犹豫地抓住。在包头，第一批摆地摊的是东河人，第一批搞批发的是东河人，第一批集资建商城的还是东河人。

这片土地，商业精神从未泯灭！

然而，事过境迁。老包头，还能再涌出乔贵发或牛邦良那样的商界奇才吗，还能再拥有复盛公与广恒西那样的知名财团吗？

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阴山小虫，内蒙古包头人，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为了一份初心、一份梦想，辞职从事多年的医药行业，转身成为自由张扬的文化玩家。愿以"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为心旨，感悟文化，修行自己。路虽远，行则必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背时

本狼看也！

高嘉淇

666666

市民戊戍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