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包头的历史脉络在这里 土默特蒙古族巴氏家族也曾定居在此

船长

嘉靖十一年（1532年），成吉思汗的十七世孙阿勒坦汗率土默特部驻牧丰州滩。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改为清，土默特部分为左、右两翼，博托河（今包头市东河区东河槽）东西两岸为土默特右翼六甲地。随着“走西口”人的大量迁入，乾隆二年（1737年），在博托河西岸大青山台地形成包头村。在台地南有包头最早的东街、西街。东街、西街以北的黄土坡地俗称“梁”，从而有了“北梁”之称，亦称“梁上”、“后梁” “召梁”。

老包头城垣南门（马歆安 提供）

同治十二年（1873年），包头城垣建成，将东街改为东门大街，西街改为西门大街，将东门大街、西门大街以北，北城墙以南称为“北梁”。“北梁” 历来为蒙古、汉、回等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家园。

老包头城垣西北门（张毅  提供）

1996年，包头发生6.4级地震，北梁开始拆迁移居。2013年，包头市委、市政府组织开展了北梁棚户区搬迁改造“百日攻坚”、“春季战役”和“秋季战役”。2014年８月，各族群众聚居的北梁棚户区拆迁任务全面完成，北梁居民由“忧居”变“宜居”。

土默特蒙古族巴氏家族定居北梁

清政府拨给土默特蒙古族土地放牧，称“户口地”（亦称“蒙丁地”），不纳岁租，但男子要担负戍边的任务。顺治七年（1650年）每丁５顷。乾隆八年（1743年）改为每口１顷，“每口以一顷为率，以为常业”。（《清高宗实录》）。

康熙年间，巴氏家族八拜的父亲在自己“户口地”北梁修建了藏传佛教福徵寺为家庙。巴氏家族的“户口地”在博托河两岸，北至大庙，东至陈户窑子、壕赖沟、臭水井，南至黄河北岸，西至厂汉此老、厂汉脑包、梁家营子，北梁皆为巴氏家族的“户口地”。清政府还在黄河南拨给福徵寺一块香火地，用香火地的农牧业收入供给寺院开支。

康雍年间已有“西口”人落脚博托河两岸，开始租押巴氏家族的“户口地”，土地所有权归巴氏家族，只要交纳一次押地钱就可在所租地上盖房、种地、打井、修路、种树等。之后每年需交纳地租。山西人李节、张居相等租押八拜父亲北梁地建房定居。乾隆二年（1737年），形成包头村，巴氏家族八拜完全放弃游牧，靠出租“户口地”为生。乾隆十九年（1754年），八拜用16两白银买下李节北梁９间房屋（后为召梁二道巷９召梁二道巷９号），从此巴氏家族开始定居北梁。

召梁二道巷9号（张贵 提供）

巴氏家族为满足“走西口”人的需求，康熙五年（1666年）建南龙王庙，“旧有龙王庙一楹，系土默特蒙古所建，不知建于何年，有康熙五年修补匾额”。（《重修南龙王庙小记》大清光绪元年）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北梁又修建北龙王庙，“乾隆岁丁未，有新泰店梁君讳泰者，倡议兴工”。（《龙王庙及火神牛马像碑记》大清嘉庆十年）。

福徵寺是维系巴氏家族的圣地。逢年过节巴氏家族要在福徵寺祭祀聚会，巴氏家族的成员各家都要捧着满盘的敬神物品到召院大殿供奉，上香叩头礼拜。每年还有两次诵经谢神的庙会，除平日驻庙的执事喇嘛外，还邀请沙尔沁崇德寺、广化寺的喇嘛来召念经，每次经会结束，供神的食品由各家带回一份。日常召庙都要诵“吉格莎”（平安经）。

南龙王庙（李久明 提供）

巴氏家族八拜后第五代海宝家境日益富裕。海宝有三个儿子：大儿胡升，住召梁二道巷9号；二儿富兴，住东门大街12号；三儿章勒丰，住东门大街12号西院。1926年胡升被土默特总管任命为包头南海子渡务前锋校，富兴任骁骑校。富兴生下儿子巴文峒，“包镇公行”还送了“五世同堂”的匾额。

辛亥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巴氏家族有着红色的记忆，是包头红色记忆重要的组成部分。巴文峒是包头第一位秀才，曾为包头马王庙二等学堂堂长，中国同盟会的会员，参加了包头马号巷辛亥义举。国民革命时期，巴文峻与周恩来一起去法国留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巴维昭等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土地革命时期，土默特第五小学校长巴增华多次掩护革命地下党员，巴三红参加“老一团”多伦抗日战役，巴征屿参加包头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抗日战争时期，巴增秀参加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战斗，1942年牺牲。

召梁头道巷（张贵 提供）

巴氏家族世代生活在北梁。2013年棚户区搬拆迁改造时，住在北梁的巴氏家族约有17户，住在召梁头道巷的约有10户，住在召梁四道巷的约有3户。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历史学教授张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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